苏小小听英子这么说，觉得这虽然是个喜庆的消息，但这话还是“好说不好听”。就对英子说，“你做得对，这个喜讯啊，还是他们小两口亲口告诉大娘才合适。再说了，怀孕这事儿啊，人跟人不一样，有人显怀早，有人显怀迟。但还是他们自己说才好。”她说完，把烧好的叉烧肉盛到盘子里，含笑自语地道：“现在啊，老实人也越来越不老实规矩了。”

英子突然感慨道：“老实人才干大事呢。”

苏小小听了一怔，随即微笑地摇着头，把盘子放到灶台上。

“哎呦，叉烧肉哇，我好喜欢。”英子伸手就要拿，苏小小挡住了她的手，“洗手了没？再说你不刚去医院看个胃病嘛，这种油腻的东西，少吃点。要多吃点清淡的，过几天就好了。”苏小小满脸笑意地教训着说。

“知道了，二娘。我去房间里给牧天哥哥干活去了，吃放的时候叫我。”英子说。

“好，好。别累着，他的活啊，干不完。嗯，还有啊，一会儿欧阳和婉婶她们也来吃饭，她们不说怀孕的事，你也别提，啊。”苏小小嘱咐道。

“放心吧，二娘。我不会说漏嘴的。”英子说着，还是拈了一块叉烧肉放在嘴里咀嚼着跑开了。

苏小小望着英子跑开的背影，嘴角不由地漾出了笑意，想到了欧阳慧，又想到了季若曦，想到了偌大的凤凰台的院子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想着想着，不由地笑出了声来，吓得过来的梦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英子并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里，而是去了牧天的书房。

此时她把自己心里的事情告诉了二娘，反倒能够静下心来了。

可是，卷宗里的文件，又让她唏嘘不已。

接下来，她在文件中看到的是更加详细的人物背景介绍，写的仔仔细细，惟妙惟肖。

倪峥华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父亲是电报局的一个科长，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她考上了中央大学的西语系，专攻法国文学。原本他喜欢当时国内的几个作家，但后来发觉这些人的作品都脱胎于日本文学的作品，而日本大多又脱胎于英法文学。那时候，美国文学在国内还没有什么引进，译介最多的就是法国和英国的读本，于是就对法国文学极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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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在大三的时候邂逅陈功禄的。当时中央大学邀请已经卸任的法国公使陈功禄来学校讲座。他大谈当年自己在巴黎和会上如何为国家主权据理力争，虽然那次外交是失败的，但挡不住陈功禄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又勇于奋斗的英雄人设。

就这样，倪峥华疯狂地爱上了他。不顾三十多岁的年龄差异和父母的反对，毅然辍学与陈功禄结了婚。

她没嫁错人，婚后陈功禄对她非常宠爱。倪峥华是个新女性，与前边几位太太无法相处，陈功禄就给她买了外宅，天天如胶似漆耳鬓厮磨地在一起。也不回那几位太太那里去交作业。

后来陈功禄有了新的任职，而倪峥华又喜欢上海租界的氛围，陈功禄就给她在愚园路买了座公馆，自己则无论在什么地方，雷打不动地每月都回来缠绵几日。陈功禄调往南京的时候，沪宁铁路已经修通，更是每周必过来一趟盘桓两日。

如此这般，十数年不爽，也真是难得了。

尤其是圣诞节，陈功禄是必定要与倪峥华一起过的。而且是早早地就来了，又尽可能地推迟离开的时间。

倪峥华是一个新式女性，而且极度地崇拜西方，就连春节也是不过的，只过圣诞节。她觉得中国的节日俗不可耐，就是凑一起吃吃喝喝，没有任何灵魂的提升。而西方的节日，更注重仪式感，所以灵魂在节日里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她还酷爱西洋音乐，尤其喜欢他们的“室内乐”，觉得那才是宫廷排面，真正的艺术享受。

所以，陈功禄每次到来，只要时间允许在家里宴客，必请顶级的室内乐手到愚园路的陈公馆演奏，以搏美人一笑。陈功禄把这叫做堂会，但倪峥华不悦，叫他以后不准这么说。把一件这么高雅的事情叫做堂会，实在是有辱斯文。

那是“音乐沙龙”，好伐来。

她常常对陈功禄发出这样的灵魂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