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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衍让李清照担任史官和修纂一部旷世大典的事很快就传了出去，然后文人大哗，紧接着就有当世大儒抨击李衍这一不当的作法！

史官也就罢了。

那些文人原来担心李清照身为李衍的妃嫔，不能直书其事、不掩其瑕。

后来，传出来了，李清照逼李衍立誓不翻看李清照所记载，文人对李清照担任史官的态度才变为默认。

你道文人为何会如此？

实是，唐之后，应李世民逼看起居录，而导致后世帝王全都查看史书，而到了宋朝，史官写完还要给皇帝检阅方可编纂。

这种情况下所记载的历史，不失真才怪，数十代史官坚持了一两千年的优良传统已经荡然无存。

如今，好不容易出了李衍这位自信豁达的帝王和李清照这个坚持史官优良传统的史官，有望将中国人已经遗失了的优良传统找回来，试问，那些文人哪还能去阻止？

这里顺便说一句，李衍之所以敢让李清照如实记录自己的一生，那是因为，李衍对自己的这一生，嗯……准确一点来说是对自己的第二生，很满意，不怕别人说，甚至是想让人去评说，再者说，是非功过也不是你控制住史官的笔杆子就能控制住的，像李世民玄武门杀死了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逼迫自己的父亲唐高祖李渊立自己为新任皇太子并继承皇帝位、霸占自己的嫂子和弟媳，再像赵匡胤抢自己情同手足的兄长柴荣的天下，不全都如实的记在了史册上嘛，所以，莫不如大方一点，由得史官去记，由得后人去评说，这也能给自己一些警示，毕竟人都有懈怠的时候。

在李清照担任史官一事上，文人能让步，可在修纂旷世大典上，文人可就丝毫不能让了。

汇总天下之书修纂一部旷世大典，那可是所有文人都拒绝不了的巨大诱惑。

先不提这必将名留史册，只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能看到无数珍贵的孤本和手稿，就是很多文人所趋之若鹜的。

可偏偏，李衍将这么一个天下文人都想担任的职务交给了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妇德有亏的女人！

世人都同情弱者，因此，不管李衍怎么给李清照掩饰，都掩饰不了李清照不守妇道委身别的男人的事实。

在这个时代，对于女人而言，这可是一个致命伤——足以将女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致命伤。

要不是，李清照委身的人是李衍，是功高盖世、霸道无比的帝王，可能世人已经开始声讨李清照了，甚至是逼死李清照。

如今，看在李衍的面子上，嗯……确准一点说应该是看在李衍手上屠刀的面子上，文人暂时放李清照一马。

可你李清照也不能太心里没数了吧，竟然还想染指史上第一旷世大典？

这让那些眼睛都快嫉妒红了的文人怎么能还能再忍？

所以，反对李清照主持修纂大典的声音很快就出现，并且越演越烈，大有李衍不换人他们就不善罢甘休之势。

再说回李衍。

起初，李衍之所以动了修纂一部囊括一切大典的念头，是因为刘锜和韩世忠打败南下的金人之后给李衍送回来了推积如山的书籍，李衍去看时发现，其中有些书籍他在前世闻所未闻，也就是说，这些书籍可能全都遗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当时李衍粗略的翻看了一些书籍，发现其中的一些内容是后世之人闻所未闻的，有些理论甚至领先西方上千年，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科学著作，甚至让李衍这个后世之人都不禁侧目，这让李衍在感叹中国人伟大的同时，也为它们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而感到遗憾，进而动了“不如将它们汇总，然后带进坟墓当中，留给后世子孙”的念头。

这个念头一生，李衍很快就想起《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这两部汇总了天下书籍的巨作，进而生出了遗憾和鄙夷。

前者。

据说——

当时，朱棣下令把民间所有藏书的孤本都搜集起来，五花八门，除了低俗的不要，其他种种有一本是一本，统统用来修所谓的新书。

而说是修，其实就是抄袭，对于收集过来的信息不作任何筛选，全部照抄上去，而且当时全部用的都是手工抄写的方式，而人工抄写的过程中指定难免错误。

关键是，为了保证《永乐大典》的唯一性，朱棣还下令毁掉了所有书籍的原版本，这其中很多孤本就那失传了，后人再也见不到了。

而且，《永乐大典》编撰出来了之后，朱棣还不让天下读书人看——《永乐大典》只编撰出来了一本，而这一本还被朱棣藏在了深宫之中，作为朱棣文治武功的一种象征。

很多人都说，《永乐大典》就是朱棣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民间的学子，甚至朝堂的朝臣，是根本见不到这本书的，很多文化自从这本书出现之后就彻底失传了。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后来朱棣去世，《永乐大典》就被当成了朱棣的陪葬品进入了陵寝之中，他的继任者根本没人愿意去把这本书留下来当做后人的学术参考之类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朱棣之所以修纂《永乐大典》，是要事事向老爹朱元璋看齐（包括修书的内容和方式），加强自身合法性，归根结底还是心虚所致。

而不管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可以说，朱棣修纂《永乐大典》的目的不纯——《永乐大典》的诞生，只不过是朱棣为了掩饰他篡位的事实，用一些其它功绩来掩饰朱棣自己的心虚而已。

所以，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永乐大典》的价值，其实并不是很大，只不过是一个帝王粗制滥造的政治工具罢了。

姑且不论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些甚么目的。

但这其中的确有几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第一、修纂《永乐大典》时并没有像修《四库全书》时那样一次次的批阅、改进，有粗制滥造的嫌疑。

第二、《永乐大典》并没有像《四库全书》一样手抄了七部（加上原稿，共八部），然后分地藏之。

第三、《永乐大典》修成了以后，不让人看，普通读书人，乃至朝中大臣，永远都只能闻有其书，却不能见其内容，这也让《永乐大典》失去了其最大的价值。

第四、朱棣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下令毁掉了所有书籍的原版本，令很多文化成为绝响。

最为让人遗憾的是，到了后世，《永乐大典》遗失了绝大部份，只剩百分之四。

这是人类永远无法弥补的文明上的巨大损失。

那……是不是说，《四库全书》就要强过《永乐大典》？

屁！

乾隆修《四库全书》是比朱棣修《永乐大典》用心，而且还弄出来了八部之多，甚至大多传于后世。

可这些根本掩饰不了一些更恶劣的事实。

这个更恶劣的事实就是，在编修《四库全书》期间，清朝廷大兴文字狱。

如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借口屈大均的诗词文章中有悖逆语，遂禁止将他的著作编入《四库全书》，还刨毁了屈大均的坟墓。

而所谓的“悖逆语”大体上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明末清初的学者在他们的诗文中表达一定的反对满族统治的情绪；

二是有思念明朝的文句；

三是在行文作诗时不避清朝的讳，如皇、玄、烨、胤等字不能随便用，不能避开时需采用缺笔或加笔的方法。

其实，更多的情况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捕风捉影和牵强附会。

如周亮工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本来只是一种偶感：在夏日读书时，从窗中吹来的风把正在读的书翻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