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地？”一听是自己制造的，李春福一脸兴奋，“何主任，什么时候能给弟兄们都鸟枪换炮？”

“这么急啊？这才刚刚造出样枪让你们试验，还没定型呢。”

“我看比以前强多了。”李春福对新枪爱不释手，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大帅，您看，是不是能够尽快装备啊！”

“你这个急性子！”秦时竹笑着说，“不是还没定型嘛，再等些日子吧。”

“那一旦定型了要尽快给我们装备啊！”李春福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枪真不错，真想明天全师兄弟个个有一杆！”

“我说李大师长，你可真是难为我了，你们师都6000号人呢，哪能这么快，不急，不急，慢慢来。”

“春福，我给你个准信！”秦时竹拍板，“明年过年，一定让你和马占山这两个骑兵师全部用上新枪。”

“那感情好！”李春福“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多谢大帅，多谢何主任！”

秦时竹在绥远授旗，南方关于陆军总长的争论还在继续。孙中山既力保宋教仁、陈其美、王宠惠进内阁，也希望黄兴当陆军部长。

3月23日，唐绍仪抵达南京，着手组阁，接收临时政府移交的权力，实际上是替袁世凯完成政府北迁的任务。没有参议院的北上。袁世凯光一个总统只能是光杆司令，合法性不足。

当时，南方军政界都期望黄兴继任陆军总长一职，可黄兴本人却“清检一切，决议归田”。而袁世凯主张由段祺瑞出任陆军部总长，并再次使出看家本领――唆使北洋军通电拥段，向南方施加压力。南方也不甘示弱，以柏文蔚为首。集会表示反对段祺瑞出任该职，唐绍仪对黄兴一再挽留，并电告袁世凯，南方军队因为黄兴之事已出现不稳迹象，力劝让黄兴继任。

眼看陆军总长席位的争执仍相持不下，唐绍仪担心问题激化，便以南方非黄兴不可，致电劝说袁世凯改派段祺瑞为总参谋长。袁世凯回答得很巧妙。只有淡淡的一句话：“北军亦为段力争。”唐绍仪再电北方，劝顾全大局，以便内阁顺利组成。这时袁世凯似乎有松动，但黄兴不想当一个空头总长，便向唐绍仪提出要有用人权和筹款权。

袁世凯一听当即就恼了。既然总统职位已到手，都城也随之北迁，秦时竹等又表态支持，让他觉得腰板更直了。勃然大怒，突然翻脸：“非段祺瑞长陆军，世凯即辞总统之职。”军人出身地袁世凯对军权的重要性十分清楚，他本来对黄兴有戒心，一听黄兴有后续要求，更难以容忍。

25日晚，黄兴传令各军将校，竭力劝说大家不要为自己再争。说到最后，声泪俱下。

同日，秦时竹从绥远启程前，拍电报给袁世凯：“段既长陆军，南方诸军不可不予妥善安置，时竹窃以为，或任命黄兴为陆军次长统帅南方各军，或任命为参谋总长而统御之。能更有利于安稳局势。稳定军心，……”

袁世凯再回头想想。也不敢小觑南方军事力量的存在，秦时竹的电报恰到好处地给了他一个台阶，作为暂时安抚革命党人的手段，他于27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同时答应次长一职，仍旧由革命党人担任。一场组阁风波终于宣告平静。

前往山西地路上，秦时竹和葛洪义一直在讨论山西的建设，为了准备这次山西之行，两人已连续熬夜躲在密室看电脑资料，对山西情况可谓了如指掌。

两人一致认为，山西教育虽比不上沿海，但绝对不落后，起码比吉林强。庚子年后，岑春煊主政时期就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议，以山西庚子赔款50万两兴建一所中西大学堂，分为中西两斋，西斋由英国人敦崇礼任总教习，聘请外籍教师授予新学，实行新式教育。后来还陆陆续续地开办了不少专门学堂，如1902年恢复的山西武备学堂，次年增设地陆军小学堂，1908开设地陆军测绘学堂，同年开办的高等巡警学堂。1905设立的山西师范学堂（后改名山西两级师范学堂），1907设立的山西高等农林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1906年的法政学堂、医学学堂。

山西的中等学堂也颇发达，主要是由书院改造而来，有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以官立最为发达。1902有3所，次年增加到9所，废除科举后，增加到了16所，当然，各地差别很大，以太原公中学堂最优。

令秦、葛两人吃惊的是：山西去国外留学也为数不少，临汾人乔义生留学于伦敦医学院，是最早地留学生，庚子年山西基督教公理会保送孔祥熙去美国留学，是留美地第一人。山西大学堂成立后，得益于李提摩太的帮助，前后一共选送50名官费留学生。山西居然还办了8所女子学堂，榆次由（常赞春设立），潞安、祁县由渠本翘创办，后来又有太原的女子速成师范学堂，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山西其实走在辽宁前面。

葛洪义问道：“六个一工程是不是要重新检讨一下？”

秦时竹摇摇头：“这是我地规划，具体还要看蓝天蔚的点头，我估计不会差很多。只是这人口，实在差距太大了，今年人口，根本不是我们原先认为的1600万，而是不到1000万。”

“怎么会差这么多？”葛洪义吓了一跳，“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也不能差这么多啊！”

“没错，山西人口在光绪三年（1877年）达到了顶峰，是1600余万，但从这年开始，山西发生了两百多年从未发生地自然灾害，特别是‘丁戊大荒’使得人口锐减，粮食价格上涨为原先地五到六倍，在最极端的年份，甚至达到了15倍至多，人民纷纷饿死。旱灾一直持续了三年，人口损失不下300万，这中间更有大量地妇女因为饥饿而被拐卖走。更可怕的是，旱灾之后是大瘟疫，三年的瘟疫又造成了200万多的人口锐减。”

“那也不对啊，这10年过去后，山西总没有大的灾害了吧？”葛洪义不解地问到，“怎么还会有如此之大地人口损失？照理说人口应缓慢增长才对啊！”

“问题出在鸦片上。灾后山西吸食鸦片成风，然后又因为灾荒年妇女的大量被拐卖，使得人口一直下降，直到今年的最低点，990万！”秦时竹沉痛地说，“山西绝对不是人多地少，而是人少地多（可参照暨南大学历史系李淑蘋副教授的文章），光是计算现有荒地，不包括荒坡、荒岭，仅仅熟荒地就达46000顷，占全省耕地的11%。而根据英国人的统计，现在要靠农业养活一个人，大概需要4亩以上的农田，全国平均自然是不到的，但山西地平均耕地占有量却在4亩以上，说实在地，除了东北三省，就属山西空旷了。”

“那山西为什么还这么穷？民不聊生，比辽宁农民的生活差远了。”

“还是出在鸦片上，由于人口锐减，清政府又不肯减免税收，就只好增加每人地税收负担，因此，种农田成了不合算的事业，一般老百姓纷纷改种罂粟，山西是中国目前最发达的鸦片产地。鸦片种多了，种粮食就少了，吸鸦片的人多了，能种地的人自然也少了，而且仅有的一点点家产也耗在这个鸦片上。自然穷困潦倒啦！”

“鸦片一日不除，山西一日不宁，但究竟从哪里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