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装修行业和旧房改造，市易司也干涉不了。

市易司能够干预的，还是四通的一些低端低价值产业。

不过对酒类行业的打击，那是相当大。

四通商号的利润其实不在酒，而在酒曲。

酒类行业遭受打击，酒曲自然也就跟着倒霉。

不过苏油指示了程文应和史洞修，我们不在这上面争。不管利弊吧，新法首先是国计，不是你们商贾可以干预的。

所以只能由大佬们去闹，但是不能由你们去出头挨打。

史洞修还颇为心痛，程文应看了第一期损失报告之后，嘴巴一撇，又在几个州府开立了新旧钞兑换柜台。

说起来这点损失，还不就是钱庄几个兑换柜台的事儿！

但是物价的无情上涨，影响到的是货币投放量，四通商号统计司正在和皇宋银行一起进行繁复的统计计算，到底今年京中的流通货币该是多少，才能不造成银行重大损失。

文彦博当然不懂这些，他只能看到市场上表现出来的现象，回到家中，写了一封奏章。

“臣近因赴相国寺行香，见市易务于御街东廊置叉子数十间，前后积累果实，逐日差官就彼监卖，分取牙利。且瓜果之微，锥刀是竞，竭泽专利，徒损大国之体，只敛小民之怨。遗秉滞穗，寡妇何资？”

赵顼将王安石招来：“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太繁细，令罢之如何？”

安石回答道：“市易司因为小老百姓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投状到官府，乞求借官钱出息，行仓法，销售果子，同时承担纳官果实。”

“自立法已来，卖果子的小贩们收入都比以前增加了，支付给监督的行人俸禄，比以前支应官府所需和兼并者的盘剥，所费减少了十之八九，同时官中又得好果实供应。”

“这些都是逐一找人提供供状，案验事实得到的结论……因为他们都是贫民，没有抵当，所以派遣本务差人，逐日收受合纳官钱，市易司并没有参与到卖果实的生意当中。”

然而右司谏王觌上言：“市易之患，被于天下，破民之产，而利皆归于牙侩胥徒。”

牙利，就是牙行的交易中介费，一般为交易额的百分之五。

但是王安石或者是没搞清楚这里的区别，也可能是故意混淆事实，将之归于“合纳官钱”。

市易务牙人是官牙，牙利同市例钱一样，作为市易务胥吏的俸禄支出。

牙钱并未计入政府的财政收入，而由市易务支配，落入官员胥吏的腰包。

然而事实上，汴京以前的牙行，牙钱只是针对有求购或者求售的商贾，算作提供信息，牵线搭桥的手续费介绍费，而不是升斗小民卖个水果都要缴纳的市场准入费！

所以文彦博的奏章里还说：“遣吏坐列贩卖，与细民争利，下至菜果油面，驵侩所得，皆榷而夺之，使道路怨嗟，逮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税亏损。夺彼与此，得少失多。”

这是说市易法改变了传统的大商批发、小商零售的市场结构，于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必然产生强迫客商、抑勒配卖等弊端。

这个现象，在汴京酿酒业上，已经体现出来了。

赵顼也认为市易务应该主抓批发，零售太细碎，有伤国体。

王安石耐心解释道：“今设官监酒，卖一升也是卖；设官监商税，收一钱也是收，难道就不细碎？但是大家为什么不以为非呢？因为他们习惯了。所以只要习惯了，就好了……”

“为政，应当只论所立之法，于百姓，于大宋，是有利还是有害，而不应当以其琐碎就废除。”

对于赵顼“与民争利”的顾虑，王安石也有解释：“至于为国之体，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乃先王政事，不名为好利也。”

最后王安石反过来批评赵顼：“市易务如果子行人事，才立得七个片区，这样的小法令太多太多，陛下要是在这些小事情上检察太苛，会让臣子产生畏缩情绪，不敢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