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苏油一向干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但是只要那颗羊头还在那里挂着，哪怕它已经臭了，“奉行新法，人性改良”八个字，依旧是得到王安石和赵顼认可的，依旧是在他们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

因为王安石是苏油施展这些措施时的宰执，赵顼是皇帝，是顶头上司，老二和老大。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政治。

而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在看到这篇奏章之后，更是老怀大慰。

章惇闪亮耀眼的果断登场，立刻重新整合了眼看就要覆没的改革派势力，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客观合理评价了赵顼和安石相公的变法成就，至少定义在了七三开，让王安石也不禁感叹——侥天之幸，吾辈尚存。

这个定性一旦形成，那今后大宋改革的成就越大，作为开创者和奠基人，王安石留在历史上的形象，就会更加的光辉与崇高。

于是王安石给章惇去了一封长信，好好勉励了老章一番，并且送去了自己潜心多年研究的心得——《经济论》。

而对于高滔滔来说，平衡朝政才是最重要的。

之前改革派宣称的“改道”之说，确实让她异常恼怒。

然后章惇将自己从里边摘了出来，用一封精辟的奏章表示——坚决拥护太皇太后。

这封奏章给了高滔滔最大的理论武器。

新法的践行者都说，太皇太后没有改道，只是改良新法的不当之处，这本就是先帝遗意，是和先帝一条心，是沿着先帝的既定方针路线继续正确前进不动摇，让高滔滔受到的阻力一下子去掉了一大半！

高滔滔也是水准之上的政治家，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了平衡朝局的最佳方案。

三派兼用！最大多数人的支持！

赵顼政治成熟之后，不止一次跟高滔滔闲聊过这个话题，曾经好几次想要启用苏轼，就是明证。

然而都被王珪、蔡确，甚至大苏的亲小幺叔出手给抹杀了。

王珪认为苏轼是威胁，蔡确是想将苏轼作为拖累苏油和苏颂的工具，而苏油则是认为时机不到，与其让大苏到朝中来得罪人，还不如在外头旅游来得开心。

最起码，两篇《赤壁赋》给扁罐漏勺留下来！

苏油现在又摆明了架势不愿意列位在司马光和吕公著之前，表现出谦退和容让。

其实也是因为他考虑到自己年轻了太多，不争这一时。

职务不重要，影响力在就够了。

但是高滔滔却觉得亏欠了苏油。

如今就是机会，将苏轼苏辙调入朝堂，是阻力最小的时候。

一个平衡的朝局在自己眼皮底下慢慢形成，高滔滔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改良的旗号，现在已经得到了改革派中章惇等的支持，保守派中吕公著、范纯仁等的支持，而苏油自己，一直就是改良派。

也就是说，将新政定义在“新法改良”框架内，能够得到朝中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九月，乙未，高滔滔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罢废免行钱。

免行钱最初是王安石让行户缴纳，以免除“征调物资”设立的名目，但是施行后效果很差。

之后苏油上奏要求将政府采购通过招标和公示的方式进行，才算是给行户们解除了负担，“免行钱”得以真正的“免行”。

之后每当遇到什么大灾，宽罢受灾地区当年的免行钱，就成了赵宋皇室显示“畏天爱民”的作秀，如王珪去世前的那场小地震，便诏罢了一次京周三路的免行钱。

苏油给高滔滔的四通拆分方案，会让朝廷增加六百万贯商税，于是高滔滔在司马光来奏请的时候，干脆一挥手，全面罢除。

而这次废除免行钱的同时，却没有再恢复征调的旧制，也就是说，这是一项完完全全解除行人负担的德政。

钱没多少，名声不小，这个交换比，也让高滔滔非常的满意。

大宋朝局，就这样在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渐渐安定了下来。

戊戌，上大行皇帝谥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号神宗。

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