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主要的议题就是“文物保护法”，它最终的成品，通过正规的流程审议，将成为国家文物局成立之后第一条正式的政策法规，从此通行全国，作为所有文物发掘、保护、修复、研究的通行法令。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所以文物局借着文交会这个机会，尽可能地邀请了更多的人，想要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得出更完善的结论。

对此，苏进也非常关注。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他跟文物局的一些专家一起，共同拟定过一个文物保护法大致的框架。

这只是一个暂定的框架，以苏进的思想为主，是他在上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中一些理念的共同结合体。

这个框架从一开始就作为官方的意见，发到了每个与会者的手里。

一方面，与会者可以借着这样一个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以及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对这个框架进行任何的质疑、拷问，或者细节上的填充。

在苏进上个世界里，中国文物修复历史上，有自己传承下来的一套规则。

但就像很多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这些规则基本不成体系，还有很多自相矛盾、悬而未决的东西。

而在国际上，1933年8月，国际建筑协会在雅典会议上制定了一份有关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正式名称叫“城市规划大纲”，后来通称雅典宪章。

雅典宪章第一次规定了有关古迹保护以及修复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促进了相关古迹文物建筑等方面的发展。

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召开，正式通过了《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通称威尼斯宪章。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日本奈良再一次达成了《奈良宣言》。

自此，国际上有关历史古迹以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规则基本上建立了起来，大部分国家相关工作都以威尼斯宪章以及奈良宣言为原则，进行衍生，照此完成。

这是在苏进上个世界发生过的事情，然而这个世界则全然不同。

苏进刚到这个世界不久，就专门调查过相关的事情。结果发现，雅典宪章的确照常颁布，然而威尼斯宪章以及奈良宣言，都不曾存在过。

雅典宪章主要关注的是城市概念以及规划方面的事情，对于古迹建筑只是概括提到，并不完整。

因此，现在在国外，这方面的具体规则也是很模糊的，完全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苏进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惊讶之余，有些忧心又有些高兴。

每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及修复都有其特殊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并没有直接参与威尼斯宪章的讨论与制定。

它在1986年才被介绍到中国，作为一个全新的思潮强力介入。它在制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文物以及历史古迹的特殊性，当初的翻译者也没有顾及国内原有的矛盾与讨论，以致于它出现在中国之后，变成了一座另起的炉灶，跟以前的那些东西没了关系。

然而在现在这个世界，威尼斯宪章不知道因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

这是不是代表，华夏可以参与其中，把相关自己的部分加入进去，对其进行更清晰更有力的解释，成为国外乃至国外所有华夏文物的保护修复标准？

对于华夏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好事。

苏进为交流会研讨提供的那套框架，只是一个指导方向，提出了一些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

其中包括的一点就是，文物修复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根据这一基本原则，具体实施修复的时候，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先后措施？

苏进提出的问题直指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核心本质，由于文物修复特有的实践特色，与会的无论东西方，大部分都是“技师”，他们平时在日常的工作中，很少专门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当你将一样东西做到极致，却也会自然而然地去思考其中更本质的问题。

所以，苏进提出的这个问题，他们很少进行深入思考，却人人都有所感触。

当最早一位安排好的修复师站到台上发言之后，就像是打开了他们的话匣子一样，人人争相发言！

在苏进来之前，他们就已经经过两天的讨论，矛盾正是最激化的时候。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概念从中间浮现了出来。

令人诧异的是，这个概念跟苏进上个世界所知道的那个有些近似。

它只有一个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