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是凯利老师的课。”

“我找人去教室看看。”说完，校务秘书“砰”的一声把听筒放在桌上。

玛丽琳研究着她的马克杯，还有杯子在柜台上留下的水渍。几年前，一个小女孩爬进了储藏室，结果窒息而死。事后，警察局给每家每户发了一张传单：如果你的孩子不见了，请立刻去找。请检查洗衣机和烘干机、汽车后备箱、工具室，以及孩子可能爬进去的所有地方，如果找不到，请立刻报警。

“李太太，”秘书说，“你的女儿没去上第一节课，你要给她请假吗？”

玛丽琳没有回答就挂掉了电话。她把卡片放回原位，手指上的汗抹在了卡片上，墨迹洇开了，号码变得模糊不清，犹如被狂风吹乱，又像是掉进了水里。

她检查了每一个房间，敞开每一个橱柜，又瞥了一眼空荡荡的车库。混凝土地面上有一块油迹，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汽油味，此外别无他物。她不确定自己在找什么。可疑的脚印？零星的面包屑？玛丽琳小的时候，有个比她大一些的女同学失踪了，她叫金妮·巴伦，玛丽琳一直很羡慕金妮穿的马鞍鞋。金妮去商店给她父亲买烟，然后就不见了，两天后，人们在距离夏洛特斯维尔还有一半里程的路边发现了金妮赤裸的尸体。她是被勒死的。

这会儿，玛丽琳开始胡思乱想了。这个夏天，连环杀人狂“山姆之子”——虽然报纸上最近才开始这样称呼他——大肆作案，甚至在俄亥俄州，新闻头条刊登的也是他最新犯下的枪击案的消息。几个月之后，警方会抓住这个叫大卫·柏克维兹的家伙，美国人也会关注别的新闻：猫王去世，新一代雅达利游戏机闪亮登场，电视角色“方奇”从鲨鱼身上一跃而过，然而现在，罪犯尚未落网，所以，深色头发的纽约人仍然在争相购买浅色假发①。这让玛丽琳觉得世界是一个恐怖混乱的地方，但她也提醒自己，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米德伍德。米德伍德虽然以“城市”自居，可实际上不过是个小小的大学城，居民只有三千人左右，从这里开车，走上一个小时才能到托莱多；周末的时候，当地人只能在溜冰场、保龄球馆或者汽车电影院消磨时光，连市中心的米德伍德湖都只能算是一方池塘。（最后一点她搞错了，实际上，米德伍德湖宽一千英尺，而且很深。）不过，她还是觉得后腰刺痛，仿佛有成群的甲虫爬过脊柱。

玛丽琳拉开浴帘，挂环摩擦着撑杆，发出刺耳的声响，映入眼帘的只有浴缸的白色曲线。她在厨房翻箱倒柜，检查了储藏室、大衣橱和炉灶，又打开冰箱朝里看：橄榄、牛奶、粉红泡沫塑料包装的鸡肉、一颗圆生菜、一串绿葡萄。她摸摸冰凉的花生酱瓶，关上冰箱门，摇了摇头，就好像莉迪亚会藏在冰箱里似的。

上午的阳光洒满房间，有着柠檬戚风蛋糕般的细腻质感，照亮了碗柜、空衣橱的内部和光洁的地板。玛丽琳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在阳光的照耀下，空空的掌心反射出柔和的光芒。她拿起电话，拨了丈夫的号码。

办公室里，詹姆斯拿着钢笔敲击着自己的牙齿，对他而言，今天不过是又一个平凡的星期二。他面前摆着一份打好的材料，其中一行字写着“塞尔维亚是波罗的海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字迹肮脏歪斜，詹姆斯用笔划掉“波罗的海”，改成“巴尔干半岛”，然后翻到下一页，念道：“‘黑毛党’刺杀了弗朗斯·斐迪南大公。”他想：“应该是‘弗朗茨’和‘黑手党’。”难道这些学生从来没翻开过课本吗？他想象自己站在讲堂前面，手执教鞭，身后挂着欧洲地图。他教的是历史导论课，主题是“美国与世界大战”；他并不奢望学生拥有深奥的知识或者惊人的洞见，只要对基本史实有所了解，能够拼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地名便足矣。

他合上论文，在第一页打分——六十五分（满分一百分）——然后画了个圈。每到暑假临近，学生们都会匆忙准备论文，愤恨的火花于争分夺秒间迸发，在没有窗户的讲堂墙壁上砰然四射。他们的文章写得漫不经心，偷工减料，经常出现拦腰截断的句子，让人觉得他们的思维断断续续、连不成线。真是浪费，他想。他亲自提炼的课堂笔记，亲自制作的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的彩色幻灯片，还有瓜达尔卡纳岛的地图，全都是白费劲。对学生来说，除了嘲笑历史课本上出现过的滑稽名字比较有意思外，这门课无非是毕业之路上的绊脚石之一。还能指望什么呢？他把批好的论文和其余的摞在一起，把钢笔朝纸堆上一丢。透过窗户，他可以看到绿色的校园小院，三个穿蓝色牛仔裤的孩子正在玩飞盘。

詹姆斯年轻时已是初级教师，但经常有人把他错认成学生。不过，已经好多年没发生这种事了。明年春天他就四十六岁了。他现在已经拿到了终身教职，漆黑的头发里也混进了几根银丝。然而有些时候，人们仍然会把他当成别人。一次，教务长办公室的一位接待员以为他是前来访问的日本外交官，问他旅途是否愉快。他喜欢人们听到他说自己是美国历史教授时脸上那难以置信的表情。“我是美国人。”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们都会惊奇地眨眼睛，他的语调里不乏自我辩护的锋芒之气。

有人敲门。他的助教路易莎抱着一叠论文走了进来。

“李教授，我没想打搅你，但是，你的门是开着的。”她把论文放到他桌上，停顿了一下说道，“这些论文不怎么好。”

“嗯，我改的这些也不好，还以为高分论文都在你那里呢。”

路易莎笑了。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上学期的毕业研讨班上，路易莎吓了他一跳，因为从背后看，她非常像他的女儿。她们的头发几乎一样长，都是深色，光滑柔亮，一直披到肩胛上，坐着的时候胳膊肘向里收，紧贴着身体。不过，当路易莎转过身，她的长相却和莉迪亚完全不同，她脸窄，莉迪亚脸宽，她的眼睛是褐色的，眼神沉稳坚定。“李教授，”路易莎伸出一只手，“我是路易莎·陈。”在米德伍德教书十八年，他想，她是自己的第一个东方学生。想到这里，他已经不自觉地微笑起来。

接着，一周之后，路易莎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是你的全家福？”她凑过去看他桌上的照片，沉默地端详了一阵子。大家都会这样，这也是他愿意公开展示这张照片的原因。他看到她的目光从相片中他的脸移到了他妻子和孩子的脸上，然后又扫视回来。“噢，”过了一会，她说，他能看出，她正试图掩饰自己的疑惑，“你的妻子——不是中国人？”

大家都会这么说。但是，他本以为路易莎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不是，”他说，又把照片朝着她摆正了一点，相框和桌面形成了完美的四十五度角，“她不是中国人。”

到了秋季学期，他请路易莎为他组织的本科生演讲打分，来年四月份，他请她担任自己夏季课程的助教。

“希望夏天的这批学生会好一点，”路易莎说，“可是，有几个学生坚持认为，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位于欧洲，身为大学生，他们明显欠缺地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