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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在小年这天，李存举办了虎贲军首届科举。

虽然李存不留余力的宣传，甚至就差直说，只要是来参加这期科举，肯定就能有用武之地，可最后总共也只有九十九个举子来应考。

这人数其实看着也不少，但实际上，九成都是周赞、吴方、郑南和胡图这样略知书史粗通文墨的市井文人。

这样的文人在人才济济的赵宋那里，肯定是连科举的门朝哪个方向开的都不知道。

而剩下的那一成人，准确的说，剩下的那九个人，差不多都是寒门子弟。

其中还有几个是寒门走出去的太学生。

见此，并不愿意外戚一家独大的李存，不由得暗暗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一切都在李存的意料之中。

赵匡胤是通过兵变夺权起家，因此他生平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别人会以他为榜样，夺取他老赵家的江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设立了一套多部门相互制衡的制度，从而降低权力过度集中在个人手中的风险。

比如，北宋最高军事领导部门是枢密院，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是“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前者有调兵之权，却不能直接掌管军队；后者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通过“兵”与“权”的分离，基本杜绝了武将集团拥兵自重的可能性。

类似的相互制衡体制在整个北宋官僚体系中随处可见，并不仅仅局限于军队中。

赵匡胤的这个办法对强化中央集权自然有好处，可也随之产生了两个新问题。

一是官僚系统变得非常庞大，因为原本一个部门可以搞定的事情现在为了分权需要多个部门分工处理；

二是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时常发生，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

北宋冗官问题产生的根源便在于此。

不过话又说回来，后来的明朝、清朝也基本沿用了北宋这套多部门相互制衡的制度，可是冗官问题却远没有北宋这么严重。

由此可见，制度设计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事实上，真正造成北宋冗官问题日趋严重的另有原因。

到了宋仁宗赵祯执政时期，赵宋王朝解决冗官问题已经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赵祯请来几位重臣商议解决之道，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用六个字直指要害。

这六个字就是“明黜陟、抑侥幸”。

“明黜陟”指的是当时北宋官员的升迁制度。

宋朝皇帝为了笼络士人的心，给出了非常宽泛的升官标准。即，文官三年一次，武官五年一次，只要期间不犯错就可以官升一级。也就是说，考核官员晋升的条件不是看谁更优秀，而是看谁更少出错。

谁都知道，做事情就有可能出错，不做事情则绝不可能出错。于是赵宋的官场就变得越来越佛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了绝大多数官员的处世之道。

范仲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改革晋升制度，将官员执政期间的政绩纳入考核标准。同时还完善奖惩条例，过去不犯错就能得到晋升，但现在不作为便是错，虽然不会因此被罢官，但却会被调任到闲职部门，从此与权力无缘。

“抑侥幸”是指改革北宋近乎泛滥的恩荫制度。

从赵祯的父亲宋真宗赵恒时代开始，北宋官员就对每年的南郊大礼，以及万寿节（皇帝生日）充满期待。

因为这两天皇帝要向臣子们广施恩泽，从两府大臣到各路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恩荫名额。

比如某位翰林学士每年可以恩荫一位子侄当官，数十年下来，光这位翰林学士一人就可以带出几十个新官。

这样的官场生态显然是极不健康的。

北宋冗官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此。

范仲淹提出的“抑侥幸”正是要抑制这种极不合理的“侥幸”。

范仲淹提议两府并两省官遇大礼只允许恩荫一个亲生儿子充任京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子侄都可以恩荫；各路转运使及边任文臣到任二年后才可以申请恩荫。

范仲淹提出的“明黜陟、抑侥幸”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宋冗官愈发严重的问题。

可也因此，范仲淹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团。

结果，由范仲淹主持推行的“庆历新政”在运行了一年零四个月后就宣告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大臣也纷纷被排挤出了朝廷。

由此可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帝王支持，再有能力的官员，也无法撼动既得利益集团。

而到了赵佶这一朝，冗官和任人唯亲的问题差不多已经达到了巅峰，寒门子弟要想出人头地，更加艰难。

而且，赵佶还大兴太学，搞得一年就有三四千个太学生诞生。

这就使得寒门子弟，在这狼多肉少的恶劣环境下，更加难以出头了。

所以，李存才一直很有信心，自己搞科举，肯定能招揽到一些渴望出人头地的寒门子弟。

事实证明，李存是对的。

虽然目前还很少，但至少已经有胆大的寒门子弟来投李存了。

这就坚定了李存信心。

李存相信，只要自己能挡住几波宋军的攻击，给这些寒门子弟看到自己能成大事的希望，肯定会有更多的寒门子弟，甚至是豪门子弟来投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