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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粮食的收益到不了百姓的手中，徐卫在开春再次播种的时候就不再让他父亲继续免费发放化肥了，而是将化肥当成一种商品放在百货商店销售。

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实施总是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化肥的使用也遇到了当年占城稻的窘迫局面，虽然化肥的作用已经在长沙周围的农田中得到了验证，但是还是很难得到周边省份的认可，另外徐卫又无法效仿当年宋朝推广占城稻那样使用官方强制措施，以至于开春后化肥的销售状况并不好。

其实，由于拥有合成氨的技术垄断，徐卫即使将制碱后产生的氯化铵免费发放给各地的农民也可以凭借纯碱的收益达到盈利的目的，不过徐卫并不打算推行这种方法，因为一旦百姓习惯了徐卫免费派送化肥，等到再次向他们收费的时候就会受到强烈的抵制，甚至恶意的诋毁，这是人类的本性。

在取得中国的统治权之前，徐卫自认为没有能力改变国内的现状，也无法说动地主们减租减息，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波斯，让波斯的人民作为他行政实验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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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厂之初到现在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徐卫的纯碱销售已经在世界上拥有百分之三十的占有额，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大，同时制碱厂的产量也达到了日产五千吨的规模，也使得长沙码头成了除上海、镇江、九江、汉口、广州之后第六大港口，一时之间湘江水域变得繁忙了起来。

侯氏制碱法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氨的用量比较大，也使得产生了大量的化肥，而国内的使用量根本达不到产量的一个零头，于是这些化肥又成了出口的产品，而徐卫就其中一部分运到了波斯。

按照徐卫的计划，他会让各地的毛拉强制本地的农民购买化肥，不过化肥款项可以等到粮食收货后农民卖掉粮食再收回，到那时候粮食的增产就会打消波斯农民的逆反心理，也使得他们心甘情愿的再次购买化肥。

在波斯的统治上，徐卫会求助于经济学家，让他们制定出一个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其标准就是让波斯的农民在购买完化肥和生活必需品之后剩余的粮食勉强够一家人食用，这样一来使得本来该农业税收上来的粮食和化肥增产的粮食都回到了徐卫的粮仓，至于波斯的农民则需要年复一年不敢有任何懈怠的去耕种自己的土地来维持现在的生活，也让他们没时间考虑任何民族性的问题。

控制波斯的第一步就在于这所伊斯兰银行上面，徐卫准备在他所管辖的每一个市都要设立一所分行，在每一个县都要安置一个办事处，这些银行机构除了发行钞票和吸收存款（当然在徐卫的统治下也只有那些毛拉才真正的有存款）外，还有控制当地物价的职责。

伊斯兰银行的工作人员暂时使用从英国带来的银行雇员，等到徐卫自己培养的华人职员真正成熟起来后将会全部换成华人雇员，至于波斯的当地人，他们只有在工厂做工和在农田耕种的权利。

在回到阿巴丹后，徐卫还着手让人将《古兰经》和《默示录》翻译成汉语，以后徐卫会在每一个县设立一所小学和中学，每一个市设立一所大学，在小学和中学教授的课程只有《古兰经》和《默示录》，等到有条件后将会另外设立这两本书的汉语学习，至于以后的大学，则会教授学生们一些工作技能和行政经验，毕业以后他们会被分配到工厂或者政府部门。

徐卫在波斯实行的教育完全仿照中国早期的精英教育，除了小学是普教之外，中学和大学都需要严格的考试才能够入学，等到大学的时候学生的数量会降到百分之一，这样一来差不多每所大学只有一两百个学生，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而徐卫要做的就是让这些精英成为人上人，给底层的民众树立一个榜样。

在阿巴丹正在举行万人规模的大型集体婚礼的时候，徐卫迎来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客人，她就是穆罕默德·阿里·沙的女儿，波斯王国的长公主尤利娅·沙，一个十九岁的小女孩。

穆罕默德·阿里·沙是在零七年的时候才从父亲的手中结果波斯的指挥棒，成为波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自从穆罕默德·阿里·沙继位之后，国家的大权基本上都掌握在北方士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僧侣的手中，至于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沙只是为了堵住英、俄势力大规模干涉波斯事宜的傀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