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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师团这次政变的目的在于试图绑架政府来与徐卫进行谈判，借此以缓解国内几近崩溃的经济状态，但是日本政府却认为自己还有与徐卫的军队一战的能力，国内的赋税依然在百姓所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也坚定了明治天皇明确镇压的决心。

在日本这个奇葩的国度，经常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像后世的九一八事变一样，当时的日本政府还是温和派掌握政权的，这些人认为侵华的准备还没有准备好，为了防止事态失控，是明令禁止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无限制扩张的，然而关东军却准备以自己在东北的兵力绑架整个政府，悍然发动了九一八政变。

在当时日本关东军正规军不足两万人，就算加上乡军和警察也不过两万七千人，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却又足足三十万人，在当时就连日本关东军都不认为他们能够占领东北，他们之所以在敌我军事实力这么悬殊的情况下发动战争，更多的是以扩大事态来绑架当时太过温和日本政府，让他们在既定的△，事实下出兵东北。

只不过当时的日本关东军算准备开头，却没有算准开头却没有算准经过，统领关东军的张学良一如在之后坑了他的结拜大哥一样坑了自己手下的兄弟，他非常天真的低估了日本人对东北的野心，为了保证自己东北军的实力直接向军队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以期待国际的调停，最终让日本关东军这个小刀锯掉了东北军这个大树。

建国之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而这未免将蒋介介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完成北伐直至东北易帜之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际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

由此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

在当时。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

其实事实正是如此。东北易帜之初奉天军拥有三十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二十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东北军确实占有很大优势。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例如在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并且还与苏联签订了《伯力议定书》，这个协议虽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但确确实实的被执行了下去。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军政费用自收自支，而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其财政经济还是比较宽裕，甚至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由此可以看到东北地方当局对中央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也认为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而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

蒋介石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学良商量，征询其同意，而张学良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

而在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之后，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学良却从保存实力方面考虑还是自行撤兵。

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