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徐卫的军队彻底占领东京内日本政府各重要行政机关以及政要住所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之后了，至于河滩上的那场战斗已经在四个小时前就结束了，战至最后日本近卫师团两万五七千余人除极少数逃走外只有不足三千人被俘虏，其中有百分之八十还是弹尽力竭被俘。

相比于损失惨重的日本近卫师团，徐卫坦克部队的损失同样也是非常大的。

狭长的河滩并不能完全将坦克的机动性发挥出来，日本近卫师团炮兵联队所配备的一百零五毫米重炮对坦克部队还是非常有效的，这些飞驰而来的大口径炮弹就算不是直接击中坦克，起在坦克附近产生的巨大爆炸力也是非常惊人的，破碎的单片依然能够击穿坦克除前身倾斜装甲外的大部分防护。

战至最后，徐卫坦克部队的四百多辆坦克有一百二十多辆失去了再战的能力，其中有二十几辆是在挺近东京的时候在半路抛锚，当时幸亏北上的步兵及时支援，不仅接管了当的行政工作，还将围攻落单坦克的地方守备部队和警察击溃，否则这些坦克真要成了这些人的瓮中之鳖。

之前最先登陆横须贺的五十辆坦克是有两辆受伤的，不过其中一辆只不过是被集束手雷炸坏了坦克履带一处的链接，稍微维修一下就》 可以继续作战，另外在过桥的时候收到日本近卫师团的炮击，有两辆坦克在桥被炸毁后坠入河底，剩余的近一百辆都是在在河滩上被炸毁的。

不过好在徐卫让军工厂设计的这款坦克在护甲方面还算过得去。那百辆被炸毁的坦克除了少部分在重炮炮弹直接击中下成为一堆废铁，大部分的坦克只是装甲受伤或者发动机被毁。修一修大部分还是能继续使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士兵并没有损失多少。

无独有偶。东京市区的零星反抗虽然没有对大局造成多大的影响，但依然给接收日本政府各部门以及重要官员府邸的士兵带来了不小的伤害，到目前为止因为时间仓促而没能将准确的伤亡整理出来，不过从各地不断传出的枪声可以预料出最后的数字肯定会让徐卫头痛一阵。

对于登陆日本本土的战争，徐卫还是做了不少的准备的，早在阿巴丹的时候他就专门聘请了专业的日语教师教授部队所有的生活委员日常交流的日语，然后让这些生活委员将他们学到的日语再交给下面的士兵。

军队中的生活委员大都是上过学的知识分子，在理解和领悟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经过差不多两个月的学习。大多数生活委员都能正常的使用日语交流。

不过相对于生活委员们的轻松，下面的士兵却因为文化水平的原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多无法将日语系统的学会，最后只好让他们专门学习简单的日语短句，以便让他们在占领日本后能够从治下的日本人口中听出是夸他们的意思，还是骂他们的意思。

为了减少日本平民的抵抗，徐卫在军队登陆东京后就让那些日语比较流利的生活委员乘坐带有装甲的汽车就拿着扩音喇叭在东京的每个街道宣传，其宣传的内容无非他不忍日本百姓受贵族和财阀的欺压，本着同气连枝的义务来解救这些受苦受难的同胞，建立一个旨在救百姓于水火的大东亚共荣圈。

要说日本的百姓对徐卫没有仇恨那是不可能的。本来他们省吃俭用，甚至让自己的妻女出国挣外汇，为的不就是以后能够有种不完的土地，吃不完的粮食。眼看着一切的苦难就要结束，殷殷期盼的愿望就要实现，却被与徐卫的一场战争打回了原形。

借着这种仇恨。在面对徐卫的侵略的时候日本百姓本应该将反侵略战争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但就在他们已经拿起武器迎接全副武装的侵略者的时候。却被侵略着的宣传搞得犹豫不决，当然这个宣传并不是指徐卫画出的那个圈圈。而是日本的税务问题。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颁布的新的土地税制的税率为地价的百分之三，这是一个极高的税率，同时在实行新的土地税制的时候还以货币税代替了实物税，这就把粮价变动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农民，而且土地税制以地价为征税依据，完全不考虑年景丰歉，都是照样缴税。

地租改正事业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但新政府铁了心要办成此事，于是新政府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松方正义、陆奥宗光等大员齐上阵，而且为了收取更多的税收，维新政府的这些官员在算定地价时往往以超过农民申报数额为准，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农民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维新政府颁布的土地税制遭到了农民全力反对，多地农民掀起反地租改正的游行运动，不过都被维新政府火速派镇台兵镇压下去，最终有数万人被判有罪，其中很多被投入监狱。

农民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农民们的敌意仍在，于是为了缓和官民矛盾，维新政府随后向农民做出了妥协，将国税税率由百分之三降至百分之二点五。

新政府的地租改正方针是不减旧有的年收入，也就是说不能比过去征得少，农民除了要交百分之二点五的国税，还要交百分之一的地税，在这一税制下，农民的生活竟不如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

地租改正虽推行艰难，但一经铺开不可逆转，它为新政府提供了稳定税源，为各项事业提供了启动资金，但是在这种新税制下，土地归私人所有，粮价变动较大，赋税相当沉重，许多农民乃至小地主选择了抛售土地。这就造成了土地兼并，豪农阶层因之壮大。

然而日子还要继续。税收依然要交，卖地所带来的财富只能抵得住一时。总有用完的时候，等到最后还是要去大地主和垄断财阀那里借那种利息高昂的贷款。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日本政府早先的时候还能够用武力对外扩张获取更多的土地来分给国内的百姓的办法来缓解矛盾，但随着日本在海外殖民地的不断丢失，百姓心中的这个坚持也土崩瓦解，他们已经不再相信政府所说任何一个标点符号。

不过，日本政府手中不仅掌握着强有力的武力，而且还有拥有大量财富的贵族和财阀的支持，使得日益不满的百姓在反抗中被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依然无法逃脱被剥削的命运。

徐卫所提出的税务政策只有两点，一是没收贵族和财阀的财产，然后将他们旗下的产业分批次承包给底层的百姓，二则是减租减息减赋税，明文规定土地的租金和贷款的利息，同时还将日本政府原来的赋税降低为原来的一半。

徐卫这种一手打榜一手萝卜的做法让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东京百姓产生了退却的想法，他们甚至用“不是我们不爱国，而是国家不爱我们”的谎言来麻痹自己，同时也让占领东京市区的军队至少要减少上千人的损失。

当东京趋于平静的时候。徐卫收到了关于之前村田正雄帮助军队消灭反抗者的报告，同时报告中还多次提到了日本的反战者，这一点引起了徐卫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