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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广州起义的时间定在了元旦，也就是后世的春节，但是面对暮气沉沉的同盟会，孙文依然决然的将起义的时间提前在了西元的元旦，随着广州城洋人和信奉洋教的人增多，西元元旦也越来越受到人的重视。

既然选定的时间提前，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要加快，于是为保证起义的胜利，除倪映典加紧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外，又命同盟会员姚雨平、张碌村运动省会附近之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禹、南海、顺德之民军。

同盟会向来鱼龙混杂，泄密之事也时常发生，更多的是在起义前夕发生意外，这也是同盟会在众多的起义中没有都没有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在前世的时候这场起义也是发生了意外，负责印章工作的新军同盟会员胡英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八名新军士兵，于是起义的事情被清政府获知。

这在后世看来确实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大家都在拿着脑袋闹革命，稍有不慎就会连累家人，像这种关乎全局的印章问题自然要小心了再小心，而他们却冒着同志们掉脑袋的风险要为印章价格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可谓让人难以理喻。

这一世的广州起义最终也被泄密了，不过却不是因为印章的事情，而是在拉拢新军中的军官时被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出卖了。

倪映典与童常标同是安徽同乡，而李景濂又曾加入同盟会，所以在在内心中是将他们两个当成同情革命的人，于是在起义之前倪映典秘密会见了两人。劝说两人加入起义的队伍。

这两人也是人精，在不知道谁胜谁败的情况下自然不会轻易得罪两边的人，于是他们一面答应倪映典响应起义。一边又把倪映典起义的消息卖给了两广总督袁树勋。

袁树勋是湖南湘潭人。字海观，号抑戒。晚号抑戒老人，在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随刘坤一在山海关办理军需，次年以知府分发江西，会同上海法国总主教压制贵溪等县民众反对法国教会侵略，旋调任天津知府，光绪二十六年，为湖北荆宜施道。寻到沪任苏松太道，后宣布不准大米出口，并借用漕粮平粜，以缓和米价暴涨。

光绪二十九年，通过租界当局造成苏报案，查禁《苏报》，逮捕章炳麟与邹容，并企图引渡，未成。

年底，奉命宣布上海为中立区。照会日、俄两国，申明其军舰不得在中国沿江沿海口岸停泊、采运或作战。

次年，依美国要求。禁阻发行在上海印刷的《安徽报》，向驻沪领袖领事提出杀害周生有的俄兵由中、俄两国会审，压制上海抵制美货运动，通知上海绅商集议筹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试行地方自治，后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刚刚不久上任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袁树勋此人也算得上是一员能吏，在两广总督任内曾呼吁朝廷开国会、消祸萌，却不为清政府所采纳。而且他为官廉洁奉公，也见不得别人贪污*。故而治下的官员很多因为贪污被他弹劾，以至于丢了官位。甚至锒铛入狱，这重品行在此时的满清政府内却是难得的。

同盟会的革命党不同于其他造反团体，这些人在国内都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这些人还精通刺杀手段，所以很多地方的官员明明知道自己治下有革命党，在那些革命党没有出来造反的时候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他们闹得太厉害便以通缉的名义让这些人离开自己的治下，之前赵声和倪映典就是这种状况。

两广总督袁树勋从童常标和李景濂口中获知革命党拉拢新军起义的消息后，立令新军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前去弹压，随后新军协统张培爵率宪兵至革命党渗透最厉害的二标营内，集合兵士训话，同时暗中派宪兵会连同二标的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

清政府的这些手段只是为了为防止新军事变，但是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却不这样想，他们以为清政府想要逮捕他们，于是便蛊惑营内的其他士兵，挑起他们与军官之间的矛盾，然后一起起义。

这次起义共集合了三千多人，大家公推暂居炮兵排长的倪映典为总司令，在倪映典的指挥下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但是当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消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

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映典以为他们是来约自己磋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入清营，但但实际上是两人看到起义胜利无望，要拿倪映典的脑袋邀功，于是在倪映典进营之后便将他杀害。

倪映典牺牲后，起义新军失去了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终至溃散。

在新军起义的时候，倪映典还派人到广州城城外各地，让拉拢各地民军和巡防营的同盟会员一起响应，不过这些人大多没有成功，甚至有的人还被杀害，唯独朱执信和胡毅生联络的番禹、南海、顺德之民军得以响应。

新军起义失败的入夜十分，广州城外二十里外的一处口码头上却是火把延绵，篝火熊熊，二十余艘大小船在两岸间来回，这些正是朱执信和胡毅生联络来的民军，大约有一千多人，被朱执信临时整编成了一个三营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