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少情报支援下，仅靠猜测确实不能作为行动依据。

更重要的是，典范转移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不可预测性的过程，其发端有时候是微小又拙劣的，但造成的后果却可能是极其巨大的。

这样的范例并不少。

最为著名的，大概就是哥白尼。

与托勒密天文学相比，哥白尼天文学的计算速度、精度并未提升到可以视之为革命的程度。哥白尼本人对推进新学说和文艺复兴的热情也远逊于被送上火刑架的布鲁诺，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布鲁诺，被推崇为新时代的奠基人和最早开创者。

最重要的是相较后来的科学、哲学、社会革命的规模和深度，哥白尼只是在天文学取得一部分成就，但这微小的变化却开启了一个时代，完成了一次极为经典的典范转移。

同样的事情，罗兰未必不能做到，即便帝国握有技术专利和暴力手段，面对典范转移的固有特点也难以掉以轻心。

“实际上，典范转移大部分都是由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端的，那些直观案例反而是少数。正因为微不足道，难以被注意，所以生存力更强，有更充足的时间来酝酿和发展，也就是厚积薄发的过程。”

依然以哥白尼为例，他所取得的成就确实令人瞩目，但天文学固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且一直在古典科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可相比于后来全面开花的现代科学革命，天文学毕竟只是一个狭小的专门领域。事实上即便在这个领域中，哥白尼的工作也是纯粹技术性的，除了序言中关于日心说的论述和许诺，天体运行论的主要内容是专业的数学推演。哥白尼体系最初影响到的也只是一小撮能够领会其技术细节的数学家。但很快，它的影响力就超出了数学家的小圈子，其哲学后果逐渐取代技术内容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启了技术革命的大幕。

作为变革大戏的揭幕者，哥白尼最初并未想要引发一场如此巨大的革命，其本意反而是“复古”。所谓文艺复兴原本就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重新发现，而科学革命最初其实也是复兴的一部分。哥白尼及其同时代的科学家深受复兴的柏拉图主义影响。相比中世纪哲学家，哥白尼在很多领域的想法、观念更接近柏拉图。在科学革命早期，甚至直到牛顿，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古人早已掌握了世界的真理，只不过都失传或者被歪曲了。

之所以会从小圈子的“复古”发展成波及整个社会的典范转移，其要素不外乎两个。即知识和技术本身的积累已经到了足以从量变向质变转换的程度，同时旧典范下的常规科学已经发生危机，难以解决和解释新发现的问题。

任何创新都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人们立足于前人，把在传统中蕴含的可能性不断拓展，这才可能有进步。但革命又与一般的创新不同，它除了延续前人的道路之外，还会引发某种断裂。但这断裂也很难说是凭空降临的，古老的智慧都会成为创新的根基。没有长期的积累、探索、试错、总结，所谓的创新不过是无根之木。

至于后一条，既然有革命，那么在革命之间，往往存在典范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就是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在常规科学时期，典范本身一般是不受质疑的，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解谜”，即用规范的方式解决一些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将会拓展科学和技术运用，但不会颠覆基本的科学范式。例如在自行车、三轮车、马车运行邮件的时代，技术的发展重点是“如何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提高平台的性能”，即如何提高人力、畜力运载平台的速度，装卸速度，载货量和稳定性。当这些以人力、畜力为动力的平台潜能被挖掘殆尽后，相关技术人员并不会立即考虑新的动力来源，而是会检查观测条件，寻找未考虑的变量，或者试探其它的假说。但有些难题注定永远无法在旧的科学体系下解决，这类问题越来越多，也就形成了笼罩在旧典范头上的“危机”，一些对旧典范感到失望的人开始尝试跳出现有的窠臼，试图创造和发现新的学说来解决旧典范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新的学科、假说、技术应运而生，前面举例中用人力、畜力作为动力的载运平台最终被内燃机和电动机所取代。

回到哥白尼的案例，哥白尼所在的时代正是因为由于以“复古”为发端的学说、技术发展已经发展到了古典科学无法解决问题的“危机阶段”，于是这群标榜复古的学者们尝试在古代先贤的肩膀上更进一步，完善和拓展科学，其最终成果却是打开了新时代的大门，最终引发全面革命。

一个改变世界的大革命开始于一个颇为边缘的小圈子里一些不被世人所关注的小问题，最后因为这场巨大的革命连整个社会的结构都改变了，原来不起眼的边缘人士，最后喧宾夺主，成为了引领时代的新世界的骨干。

这就是典范转移的力量，即便是在那个异端审判所到处抓人烧烤，甚至犯下屠村血案的黑暗年代，欧洲最终尚且能完成名为“文艺复兴”的典范转移。以帝国当前的影响力和几乎举世皆敌的地缘政治环境，要想阻止以共和国为后盾，罗兰以或明或暗的手法来启动的典范转移，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算枪毙一百万人，也难以阻止已经启动并扩散的典范转移，更何况真要枪毙一百万人，帝国军就什么正事都不用干了。

可就算是典范转移，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在硬币的另一面，典范转移也存在绕不过去的难点和弊端，而李林为了预防典范转移的发生，也早就根据这些特点准备好了对应的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