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即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派别，由于注重“名”与“实”之间的关联，故而在后世称为名家，但在早期时，名家却被当世称为「辩者」。

名家的思想，源自礼官，当时世人对于“名”非常看重，孔子亦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名家的代表，当前较为著名有「邓析」与「惠子」。

邓析亦是郑国大夫，与当时的国相「子产」都支持“刑文公开”，同时，他还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仪」，即表示先王制定的法令并非不能更改的圣物。

是故，当国相子产使郑国出现改革时，邓析亦是其中的参与人物。PS：前文作者记错了，子产铸刑鼎改革的是在郑简公、郑定公时期，而不是郑庄公时期，两者相差一百多年，现已修改。】

但在制定新法的过程中，邓析与子产出现了分歧。

国相子产推行改革的时期，郑国由于经历了一系列公室夺位的内乱，国力已大不如前，更要命的是，此时国家的政权，已被合称「七穆」的七家卿室家族所把持。

之所以称「七穆」，是指这七家卿室都是郑穆公的子孙，即公室的分支，而郑国国君的权力，此时已被大大压缩。

七穆中最强盛的，即郑穆公的公子「子罕」的后人「罕氏」，以及同为郑穆公之子的「子驷」的后人「驷氏」，而子产的父亲，则同样郑穆公的儿子「公子国」，属「国氏」一支。

后来，七穆中其他几支家族遭到排挤而衰弱，在国家政坛上就只剩下罕氏与驷氏，由于子产在此前七穆中驷氏与良氏的争夺与厮杀中保持中立，因此他得到了罕氏一族罕虎的信任，成为了郑国的国相。

在这种情况下，子产施行改革，由于他自身是公卿一势的代表，因此他所主张的，自然是维护公室利益，限制贵族（非公室家族）的特权。

而邓析因为是非公室家族的贵族出身，代表的是贵族——即士大夫、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主张维护贵族，通俗地说即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礼义，也不接受当时国君的命令。

这样的主张，自然无法得到郑公与七穆的支持。

于是邓析便聚众讲学，向国民传授刑法知识与诉讼的方法，并帮人诉讼PS：最早的讼师，即后世熟知的律师。】

关于邓析帮人诉讼，还有一个典故。

曾经洧河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了。后来有人打捞起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赎买尸体，但对方要价很高。

于是，富人的家属就来找邓析，请他出主意。

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你的，别人是不会买的。

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

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

邓析又对他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

这则典故，形象地表述了邓析的一个重要思想——“两可说”。

在正统观点看来，这是一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诡辩论，简单地说，就是模棱两可、混淆是非的理论。

但就「买尸」这则典故来将，邓析他对“得尸者”与“赎尸者”所讲述的话，实际上都是正确的，作为中立者，他没有立场，也没有理由为其中任何一方说话。

所以说，「两可说」并非诡辩，其实是一种朴素的辩证观念。

而除了帮人诉讼外，邓析亦自己编了一部刑书，载于竹简上，后人称为「竹刑」。

后来，执政郑国的权臣「郑驷歂」——即驷氏子弟，他叫人杀掉邓析，但却取用了邓析所著这部竹刑作为郑国的新法。

再说惠子。

惠子，即庄子的挚友惠施，与邓析不同的是，惠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成为了魏国的国相，是「合纵抗秦」最主要的组织者与支持者。

他最大的成就，即让魏国与齐国“互尊为王”，结成联盟，然后又将另外一个强国楚国亦拉到这个联盟中，结成「齐楚魏」三国联盟，共同对抗秦国。

而私底下呢，惠子又让魏惠王暗中派遣贿赂「公孙衍」——即后来继惠子之后，「合纵抗秦」的第二代领袖人物。

公孙衍亦是魏人，在秦惠君五年时，被秦国任命为「大良造」，且积极谋划攻打魏国。

秦惠君，即是杀掉商鞅的秦君。PS：秦惠文君，即秦惠文王嬴驷，当时秦国他还未称王，是故称秦君。】

在收到魏国的贿赂后，公孙衍便劝秦王改变攻打目标，趁着秦魏修好之际，攻伐秦国西边的游牧民族。

然而此时，鬼谷子门徒张仪来到了秦国，他指出，魏国有称霸的根基，如果让魏国缓过气来攻打秦国，到时候秦国的处境就会很艰难。

秦惠君如梦初醒，便驱逐了公孙衍，启用张仪为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