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初上，灯火阑珊，军营中号角阵阵，议事厅中的谈话却是还未散去，在这之前刘峰也与徐福谈论过海上贸易一事，但却未详尽的了解过。

但此刻他在徐福的口中，却听闻了此时，关于海上贸易最为兴盛的一面，不得不说徐福是个人才，他不仅知晓眼下的海上贸易的关键，还通晓整个海上贸易的历史。

这海上贸易自古有之，秦时有徐福东渡日本，带去了数千童男女和“百工”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原的桑蚕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因此，日本人尊徐福为“蚕桑之神”。

汉时则有了对东南亚的往來记载，《汉书?地理志》里曾保留了这样一段史料，其意大致如下：自汉朝日南障塞和徐闻、合浦等地，都可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其航海经过之处有都元国（今苏门答腊东北部），邑卢沒国（缅甸勃固附近），谌离国（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达夫甘都卢国（缅甸的卑谬，唐骠国）又航行道黄支国（印度南马德拉斯西南），再南到已程不国（约今斯里兰卡）；回程时经过宗皮（新加坡西边），然后到日南郡最南边的象林县才结束航程。

介绍海上贸易之时，不免的会扯出陆上的那条著名的丝绸之路，这条沟通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在历史上对东西方商业、文化的交流曾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却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是西域一带常常被游牧民族截断，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地战争频繁不断，控制权经常易手，一旦中原政权失去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路上丝绸之路马上就会被阻断，正因战争频繁的出现，最终将贸易的主导权让位给了海路。

而海上贸易最大的优点，便是不用担心被敌人阻隔，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沒有任何一个有实力和天朝对抗，尤其是那些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再也无法威胁到天朝的贸易通道。

而且，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个特点，就是成本低，利润高，民众可以大量地参与，这样就极大的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

所以也有了四大港口的出现，广州港，这个被誉为当世第一大港，便应运而生。

海上贸易范围更是已经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东非，其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唐中期以后，中国扩大了与波斯湾之间的远航，并开辟了通向东非的航线。到了唐朝中期，随着大食定都于巴格达，中国通向波斯湾的航线出现了新的突破。高仙芝在中亚战败以后，唐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也积极的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而与东亚、东南亚及南亚地往來早已有之，至唐朝时期仍然往來不绝，且有加强的趋势。唐朝时，新罗商人來唐贸易的很多，从山东半岛的登州、牟平、文登，到江淮一带的扬州、楚州，都有他们的足迹。

日本前后数十次次派遣唐使來中国，最多时人数超过五百人，“名义上是朝贡，实质上是以贡品换取中国赏赐的丝绸为主要目的”，两国的贸易交往已开始使用货币，足见其交往之甚，与此同时，同东南亚及南亚诸国的贸易，也因波斯湾航线的取道而兴盛。

从海上丝路的规模來看，单就贸易的数额來说，据推测也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数目。

在唐后期，广州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船运数量上來看，每年來广州的船舶数量不定，少者有二三十艘，一般的有四十來艘，大历五年到广州贸易的大小蕃船，竟达四千余艘。如每艘装载量为五十吨，则此年广州外贸货物的吞吐量即达二十余万吨。在这个时代，这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

徐福侃侃而谈，“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贸易商品的种类也越來越多。波斯商人从东非、东南亚运來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及动植物。”

“交换中国地丝、瓷、纸、大黄等物品。唐代南诏通过交通线同缅甸交流的货物有、缯帛、琉璃罂、琥珀、光珠、瑟瑟、海贝等。”

“新罗与唐朝之间的贸易很兴盛，从中国运往朝鲜的有各种金属工艺品、丝织品、高级袍服、茶和书籍，由朝鲜使节赠送唐朝的有金、银、人参、毛皮等。唐朝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主要是输出丝绸、瓷器、铜铁，输入白银。”

刘峰频频点头，听得也是津津有味，不是的插上一句嘴，讨问一句。

见刘峰听得起劲，听的认真，徐福呷了一口茶，继续向刘峰介绍着，“随着战乱的爆发，各地节度使群起割据，相互攻讦，登州、胶州、莱州、海州等地的港口都受到破坏，北地的海上贸易才为之一遏。”

“而范阳府如今的海贸一大多数是走的新罗、日本等地，但日本航线虽然利润丰厚，若是时机不对，也会亏本的，日本时不时都会爆发战乱，如果靠岸的时候刚好遇到战乱，那就麻烦了。且日本和新罗的民众数量毕竟少，也贫穷，消费能力很低，不能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

“所以海上贸易还是要走出去，走南洋航线，多数人是从扬州、杭州、泉州、广州等地出发，沿着南洋一直到波斯甚至是更远的红海地区，沿途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使得贸易的货物种类也很多，”

听了许久，刘峰只听到海贸之盛况，却未听到海贸之危险，而这个时代，即便是航海技术有所发展，航海经验丰富，利用季风來驾驶海船，利用日月星辰來确定航行方位。但海上贸易的风险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