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属于边远偏僻省份,少数民族众多,文盲率更高。
杨烜大力推动扫盲运动,亦深感繁体字复杂难学,下决心改行简体字,实行拼音教学。
作为一名穿越者,杨烜可以轻松写出数千个简体字,亦可以利用小学知识,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标注上精准的读音。
特别是拼音,对于语文教育极其重要。因为汉字乃是表意文字,又称语素文字,本身并不能表音。
所以,在古代,日本、越南、朝鲜、琉球等儒家文化圈国家皆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并使用本国语言并行不悖。
作为语素文字,汉字本身不能表音。因此,在汉字传播过程中,文字结构变化不大,语音变化却极大。譬如诗经,流传甚广,却因为古今音变而不再押韵。
由此而造成全国各地方言迥异,造成文化上的差异,不利于维护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杨烜使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标注读音,将彻底解决汉字注音问题,统一汉字发音,促进文化上的统一一致。
这种罗马拼音,比传统汉语教学中的“读若法”、“直注法”、“反切法”先进许多。
所谓“读若法”,是用音近的字注音。譬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读若法”。在解释“埻”字读音时时,《说文解字》写道:“埻,射臬也,读若准”,意思就是“埻”和“准”的读音是相近的。
读音相近,说明两者还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差别有多大?“读若法”并不能解释这种差别。
所谓“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譬如,在“女为说己者容”中,便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如果有人连“悦”字的读音都搞不清楚,这个解释就等于是白解释了。
可以想象的是,不管是“读若法”还是“直注法”,都不能准确地标注汉字的读音。
“反切法”较“读若法”、“直注法”进步许多,据说是受了梵文的启发,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声调合并来注音。
譬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早在暨南大学堂创立之初,杨烜便设计出了完整的汉字简化方案、拼音注音方案,并委托大学堂代为完善、组织培训。
按计划,军政府将于1852年下半年开始,首先在南宁、太平两府,对小学一年级新生使用简体字、拼音教学。
何寅对此仍有顾虑,此时便说道:“大元帅设计拼音为汉字注音,巧夺天工,我们都很认同。但把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这固然有利于普及教育,却也遭到不少阻力。
“很多人认为,简体字不如繁体字美观,失去了中华文化的神韵。况且,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变易汉字,应该慎之又慎。”
很明显的,何寅也不赞同推广简体字。杨烜不为所动,说道:
“汉字乃象形文字,笔画复杂难学,不方便普及教育。从汉字的历史发展上看,简化字体一直都是大势所趋。
“商朝的甲骨文变为周朝的金文,秦篆变为汉隶。直至当今,简化笔画一直都是汉字演变的方向。
“我们要大兴教育,首先就要扫除文盲,要普及教育,让资质愚钝的人也能迅速掌握文字。
“但繁体字过于艰深,普通人学起来太吃力,耗时太长。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当权者刻意为之,使少数人垄断识字的权利,便于他们实施愚民政策。
“简体字并非我杨烜的独创,而是古已有之。古人亦常常使用简体字,但在正式文件中,都使用繁体字。
“我们军政府主张为民谋利,就要简化汉字,方便人民学习。从此之后,识读汉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普通公民的权利。”
话说到这个份上,何寅不敢再说什么,只得坚决执行杨烜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