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id="tet_c">春节过后。

林志超来到长江工业集团，在办公室里翻阅了财务报表。在197年，长江工业集团的利润是8600万港币，投资额度为800万港币，净流入账户800万港币；连同以前的流动资金，长江工业集团已经有1亿港币的存款。

钱没地方花！

这就是林志超目前的烦恼，包括环球航运也是如此，只能存在账户上吃利息。

环球航运、长江工业集团，这两个集团赚的钱都是外汇，这是让林志超比较自豪的事情。

前世，香港四大家族唯有李家成是靠工业发家的，所以最终的成就也高、眼界也高，并没有局限在地产事业上。

而这一世，林志超的长江工业集团，足以为他增加底蕴了。

“老板，陶经理在美国收获匪浅，一些经销商听闻齐爱公司的报道后，纷纷选择我们长江塑胶厂作为合作伙伴。预计，我们能增加几百万美金的订单。”副总经理王良汇报了一个最新的好消息。

当然，林志超还是很冷静的说道：“这事能有收获最好，没有收获也能促进香港工人的福利，不用太过在意！而且，这点事情也真正影响不到齐爱公司，所以我们也不要再关注了，还是将精力放在自身的品质和技术上。”

王良点点头，说道：“有道理！目前香港有00家塑胶花工厂，而且数量还在增加，这一行竞争实在激烈。”言语中，已经有些担忧。

林志超也明白这些，前世巅峰时期的香港塑胶花，据说有3000家塑胶花工厂；结果就是，大量的工厂刚诞生，就碰到塑胶花产业消退，大量的工厂只能倒闭。

“塑胶花的机器设备，同样可以生产玩具的部分零部件，这部分投资是不亏的。”

王良想了想，说出一个问题：“老板，按照长江塑胶花的规模增长，理论上还需要很多工人，但是我们的用工成本较高；而采取大量代工的话，也会损失部分利润；随着大量的塑胶小工厂成立，利润率也逐渐降低。所以，我觉得固定工人慢慢增加至6000人比较好，说不定本来需要用工8000~10000人。工人虽然成本较高，至少也比代工还能多赚点。”

林志超稍作思考，便说道：“可行，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策略，是没有错的！”

此一时彼一时，他还是小看了塑胶花产业的规模，一开始以为正式工3000人就足够了，不够的部分可以寻求代工。

如今看来，再过两三年，就是六千人都打不住，恐怕代工的工厂都需要大几十家，合计又用到工人五六千。

这样算下来，长江塑胶厂怕是上万工人都可以养活，养六千人是轻轻松松。

目前，长江塑胶厂实行的‘两班倒’工作模式，否则机器成本高。

“好的，晚点我和陶经理等人开会讨论一下。”

“嗯”

待王良离开后，林志超思考了一下。

塑胶花产业会在1967年热度消退，因为那个时候苏伊士运河关闭，运费成本大增（石油运费成本增加，就会增加原材料成本；塑胶花出口时，运费也会增加）；待到1973年石油危机，塑胶花产品几乎要受到毁灭打击，因为塑胶花的原材料，就是石油衍生产品。

结合这些信息，长江塑胶厂在1963年就可以考虑‘主要代工模式’，逐渐减少人工、设备的投资。

所以还有七八年的‘赚钱’时间，预计还可以赚个亿左右。加上‘假发产业’，未来已经预定了亿港币的利润。

至于拉链产业、玩具产业，都是长期事业，将来还能转移至内地投资工厂。

而行李箱、方便面产业，则要移交给长江实业。

月底，香港迎来了新港督——柏立基，这是原来的星岛总督，也在五十年代初出任过香港的布政司，署理过三次总督职务。

葛亮洪在去年1月便已经卸任，港督一般都会有真空期，是由布政司署理港督职务；所以在香港的三司当中，布政司是真正的一人之下，每当港督休假时，布政司便署理港督职务。

林志超也参与了柏立基的任职活动，心中并没有什么看法，谁做总督都一样。而且柏立基这个港督在前世也有不少贡献，比如收回香港的独立财政大权，无需再向伦敦汇报；收回财政大权后，六十年初又来一位‘郭伯伟爵士’担任财政司，他在任时采取了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在日后更渐渐发展成“积极不干预政策”，并为历任财政司所奉行。

对于商人来说，这种政策简直就是‘天堂’，港府不干预商业行为，这就是‘优胜劣汰’的商业社会。

举个例子：前世李家成曾公开反对‘对香港资金出入自由’的限制，这是他少有站出来的时候。

同样，这一世对于林志超来说，最重要的也是‘资金出入自由’这一条。道理显然易见，不说别的，若是海外有投资项目，他可以一天之内就可以将资金到位，而不会受到‘外汇限制’等影响。

当天晚上的晚宴上，柏立基特意和林志超多聊几句。这样的行为，也让宾客意识到，林志超的影响力所在。

柏立基幽默的说道：“林先生，我离开香港才三年时间，你是变化得最快的了！”

他为人沉实之余又富幽默感，他在殖民地二十多年的服务生涯也为他带来不少经验，懂得如何管理一个殖民地，那就是和当地的‘财阀’建立一种关系。

因为香港的上层几乎都是英国人，他们了解香港本地情况，都是从华人立法局和行政局的议员、英资洋行的大班，如今要再加一条——华人商业大亨。

林志超同样风趣的回应道：“不是我变化快，而是港督阁下曾经担任香港布政司时期，为香港工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厚积薄发，才有了这几年的香港工业发展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