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豆？”骑兵营长萨木素心说我哪知道这个，于是便问了手下，过了一会儿，手下人说还有三千多斤。

管伙食的军官一听，大喜道：“得嘞，下午我派人过去先拉两千斤过来。”

萨木素一听忙道：“这可不成！最近骑兵营训练任务重，战马天天都得加料。”

两人说了半天，萨木素死活不同意。管伙食的军官没办法，只好又去找主管后勤物资的利吉求救。利吉先是找王远方问了原由，这才让人查了账册，发现仓库里也只剩五千斤黑豆了。给马吃肯定没问题，可是给新兵托豆腐就不够用了。

问题是吴钟只教三个月，这会儿现种豆子也来不及了。利吉没办法，只好找贸易部，跟赵新的老丈人求助。

沈敬丹听了嘿嘿一笑，说这事儿还不简单，去辽东啊，抢也行买也行。这些年光是上海的沙船帮，每年从东北向江南贩运的大豆就超过了四百万石。

按照清代部颁标准仓斛的容重，大豆一石合后世的1232斤；又因新陈粮质不同，每石上下浮动2斤至3斤为正常，因此四百万石就是25万吨左右。

话说在明清更替之际，战争所导致的毁灭性破坏使辽东地区的农业恢复得非常缓慢。直到康熙三十九年前后，东北三大将军辖区仍然需要定期的粮食救济。到了乾隆十五年，东北地区土地垦殖开始有所扩张，耕地面积接近2000万亩，终于可以自给自足还略有盈余。于是清廷便允许一定量的东北大豆输出。等到了乾隆四十四年，所有限制谷物与大豆输出的禁令便全部取消。

自乾隆五十年起，清廷因对北海镇用兵，再次限制了谷物输出；对大豆是在保证军用所需的前提下，允许部分输出，每年的贸易量依旧保持在四百万石左右。

赵新在向沈敬丹了解完情况后，两天后便以北海军总参谋部的名义下达命令，调海军陆战营全体，携雷神号、北海一号、二号，赴辽东锦州一带，采购大豆。

在这份命令中，北海军参谋部应贸易部请求，对陆战营做出如下要求：一、在没有遭受对方攻击的前提下，不得对沿途遇到的沙、鸟、卫船进行开火；二、买卖公平，不得克扣压价，可按正常市价的15上浮；三、本次大豆贸易的最低采购量为五千吨，也就是八万两千石。

另外，此次行动中除贸易部派员负责现场采购外，江藩和洪亮吉会作为观摩人员随行。

于是，一桩原本为了索伦新兵蹲马步的小事，由于吴钟的建议，最后竟演变为动用三条大船和整支陆战营人马，奔赴辽东半岛采购大豆的重要军事行动。

然而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清廷从英国人手里购买的那五条二级风帆战列舰，正在从广州驶向塘沽外海，此时船队已经过了海州。

原本福康安和东印度公司谈的是在广东外洋接收战船。一是不用西洋人北上，以免其狼子野心，窥视沿途要点；二是让水营官兵先将船上各处关节操作娴熟，而后再行北上。无论面子还是里子都好看。

话说珲春战役的失败，致使乾隆和满朝文武意识到北海军的武力有多强大，由此变得愈发紧张。已经七十八岁的乾隆此时最怕北海军会另辟蹊径，突然从海上打过来，攻克天津，直逼京师，重演前明“己巳之变”的旧事。

于是他不顾新船接收还需要磨合期的问题，谕令五条二级风帆舰和“定北号”三级训练舰一同北上。这样既可以护卫塘沽外海安全，同时还能验收船只，并检验广东水营的训练成果，可谓一举三得。

负责前往天津验收检阅的清廷要官中包括，已经被册封为和硕嘉亲王的皇十五子颙琰，和硕怡亲王、镶蓝旗满洲都统永琅，总管满洲火器营大臣、定郡王绵恩，大学士、军机大臣、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和珅，正红旗满洲都统、内大臣、兵部尚书福长安等。除此以外，西安将军、青海蒙古八旗主要将领、各旗在京武职副都统、抵达京城结完成面圣的陕甘绿营提督、总兵、以及京营、火器营、兵部、户部、工部、理藩院、武备院大批具体办事人员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