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兵官跟参将这两个职位的人选，也和南京守备是一样的，只能由勋贵来担任，就连武将都不行。

目的就是要将漕运紧紧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事实证明，朱棣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

一直到景泰年之前，运河一直都是畅通无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现在的情况，动不动就是哪里堵了，哪里需要疏通维修，向朝廷伸手要钱。

可自从土木堡大败之后，一切都开始改变了，蒙古骑兵时隔八十余年再次跨过长城，入侵汉地。

这些强盗马匪的肆意抢掠和破坏，完全摧毁了北方几省的农业基础，百姓因为战乱而民不聊生。

而当时的国都京师，也刚刚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保卫战，各地的调派而来的守军，以及流窜逃亡的百姓都是要粮食吃的啊。

当时的京师乃至整个北方，各个地区互不相通，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草来维持保卫战所急需的粮食。

因此一直都存在感不强的漕运，一瞬间就变成了救命稻草，当时的北方，就和现在一样，所有的物资粮食全靠南方供应。

勋贵们循规蹈矩的执行着正常任务是完全没问题的，可是到了这种战争紧急状况时，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弊端就显现了出来。

在北京保卫战的前后时期，因为要大批量的运粮、运兵、运物资，运河上的船只何止多了十倍，完全超出了承受范围。

漕运事务的突然繁忙，让勋贵武臣们措手不及，因为当时涉及到许多省府地区的行政，又要进行各方的协调工作，武官们根本就应对不过来。

于是景泰皇帝朱祁钰，就派遣了大量的文臣，入总兵官和参将的府衙进行协助，其中不乏有侍郎和都御史之类的高官。

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头号功臣于谦的声望和权力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文臣们的顶峰。

于是这些早就不满屈尊于勋贵武臣之下的贪权之人，就开始抢夺起了武将的权力。

漕运总督之职，就是因此而增设的。

可当时虽然有了漕运总督之职，但权力还是比较平衡的，漕运总督还不能够一言而定。

文官们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也不急于一下子就拿到能够一手遮天的大权。

于是当时的漕运，就形成的文武双方并治同管的局面。

他们的分工是文臣负责与各省粮道，按规定将应征的漕粮征集起来。

等在淮安清点核对了以后，再由武臣负责押运进京，即所谓的“文督催，武督运”。

到了景泰八年，被囚禁了八年之久的正统皇帝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再次复位登基，改元天顺。

这时的朱祁镇，已经不再是那个心智不成熟，只顾贪玩的正统皇帝了，而是政治手段和心智都已合格的天顺皇帝。

他登基之后，对于文官的巨大权势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大权旁落，让他这个二次上位的皇帝有了强烈的危机感。

于是他在各种综合因素的指引下，非常果断的处死了当时的第一权臣于谦，这个导致文官崛起的“罪魁祸首”。（这里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说问题，不是黑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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