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我绝对承认。
但我记忆深刻的是绝对没掰几次。
因为当年的我不知道不能掰下树杈,挨训后曾问为什么不能,得到大人的回答是掰下树杈后樱桃以后就没法在这个树杈上继续长出来了。
以后就没樱桃可吃了。
知道后的我从那以后再也没这样吃过。
当年的樱桃很甜。
那种甜是刻在灵魂里的,至今令人回味,秒杀如今所有的同类。
前两天去水果店给夫人买了她愿意吃的车离子,她洗好了让我一起吃,我婉拒说这东西好几十块钱一斤,还是你吃吧。
不知道她听了感没感动。
其实是曾经沧海的我实在是看不上这非巫山之云了。
每到樱桃成熟的时节,姥爷就会带着他的杆秤(当然现在这种秤早就淘汰了,只是做为一种老物件在早市上还有卖的,每每让我看到总是想起当年),挎着成筐的樱桃,去钟表社门前去卖。
还记得装在筐子里的樱桃上铺着一些掉落的叶子,红红绿绿的很是引人心动。
由此可见,当年的姥爷对于商品的宣传有着天生的直觉。
那个时候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贵。
樱桃也就几分钱一斤。
就是这几分钱几分钱的积累加上瘦小的身躯辛勤的劳作养活着一大家子人,加上同样辛劳的舅妈姨舅们,让这样一大家子人得以生存甚至有些孩子还有书可读-四姨告诉我姥爷曾经说家里的孩子不论男孩女孩,只要想读书的读到什么时候供到什么时候。
这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是极为难得的。
由于勤劳,所以即使在最困难的那几年家里也有余粮,孩子们也都吃得很饱,从来没有到外边借过钱物,而且每到过年还会给我们这些孩子发些压岁钱。
在几分钱就能买一斤樱桃五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一两角钱就能买一本小人书的年代那些两元五元的压岁钱可是很值钱的。
勤劳简朴了一辈子的姥爷原来应该是有工作的,后来发现,只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是无论如何也养活不了一大家子时,就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加入了菜社。
在他看来,在菜社至少可以凭着自己的辛苦让一家人吃上饭。
事实证明,他的辛劳也确实让一大家子吃上了饭。
小时候的我几乎没看到姥爷睡过觉,我睡的时候他在忙活,我起床的时候他早就在地里劳动了。
记忆中的他一直就是这样早起晚归在不停地劳作。
这种勤俭是伴随老人一生的。
记得有一次,他来到大庆,我陪他去买菜,有两堆土豆,一边是有磕坏的要1元1堆,一边是好的要2元1堆。
姥爷直接告诉我,坏的土豆怎么咔哧-应该是这两个字-也咔哧(就是削掉)不下去一半,还是1元1堆那个合算,所以我们买了那堆1元的-前几天和夫人去地下买土豆时我还告诉她这个诀窍,可惜她没搭理我。
姥爷小的时候上过私塾,这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极为难得的。
他的知识面很广,也喜欢读书,我曾看过他看的书,是线装的,书名记不得了。
他曾和我说过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我只记得上九流是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天子四流官,其他的忘记了-我曾百度多次也没找到姥爷告诉我的这个版本。在其他九流中有个修脚的排在了剃头的前边,当时我曾极为不解,依我的理解剃头的应该比修脚的排名高一点儿啊,毕竟脚臭。姥爷告诉我修脚的是坐着的,所以排名靠前,而剃头的是站着的,所以排名靠后,当时还聊过许多,可惜大多不记得了。
而现在,姥爷姥姥三个舅舅二姨五姨都已经去世多年,愿他们在天堂不再辛勤,不再劳累,幸福快乐。
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一个人被世人遗忘时,他就真正在世界上消失了”,愿他们不被我们遗忘。
至少可以活在我的文字中。
至少!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二舅,转眼间他也离开了好多年。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来家里看我自己在家蒸粘豆包,他进屋的时候焖罐-现在都叫蒸锅了-刚冒热气,我就打开了准备吃,他连忙制止,告诉我生的粘豆包至少得蒸20分钟以上,后来又蒸了半小时左右才吃上,因为他说刚才我已经打开了一次盖子,所以要多蒸一会儿。
有一次看到佳姝-二舅女儿-在朋友圈的思念,静静的呆了半天
想了很多,想起了他帮我糊的风筝,想起了他骑车驮我溜达,想起了在我离家游走的时候远在哈尔滨把正在火车站出租小人书的我找了回来后领我吃的饺子
恍如昨日
和长大后同学朋友忆苦的童年不同,我的童年是幸福的。
这种幸福感不仅仅是因为我天生乐观。
还源自生活条件。
对于童年,我的记忆中是:
常吃的午餐肉罐头!
从天津捎回来的成旅行袋的饼干!
上海的大白兔奶糖!
软软的长白糕!
切成方块的大米花糖!
甜甜的橘子罐头(前两天还和夫人吃橘子罐头时说起现在的不如我小时候吃的纯砂白糖的好吃)!
我还记得我蹒跚学步时身穿的绿色的儿童呢子大衣!
全县第一个可以用火石发火的冲锋枪(据父亲讲,这把枪是从上海买回来的,当时花了10元钱,他说当时的猪肉价格是078元1斤,面016元1斤,在那个吃饺子就算过年的年代,这只枪绝对是奢侈品了,每到夜晚,我拿着枪出去,枪身闪闪发着红色电光加上枪管喷着火星,震动满街)!
全街(也许是全县)第一个从上海买到的大的花瓣溜溜(这个溜溜现在还在,当时父母怕我玩丢了,好心的帮我收起来了)!
挂在海伦县照相馆橱窗里的我八个月大时照的放大的彩色大照片!
几百本被邻居争相借阅的小人书!
至于学龄前让小伙伴们羡慕的红蓝铅笔加上转笔刀(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小伙伴们都没见过这两样东西,每个人都用转笔刀削了一回铅笔,结果笔还没用就被十多个孩子削成铅笔头挨了家长一顿揍)、拉过几天的二胡、红面崭新的红双喜乒乓球拍、从上海带回来的袖珍象棋、自己独自拥有的篮球等等这些小东西就不值一提了,加上上百张儿时的相片记录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我有一张挂在海伦县照相馆橱窗里的我八个月大的大照片-我没彩色的,照相馆有,当年的彩色照片都是照相馆的师傅手工一笔一笔的描绘上去的,这个技术还是上海要明显强一些,父亲给我们兄妹三人冲绘的彩色照片这么多年了一直颜色鲜艳,如同当初。那大张照片至少我搬家到大庆来的时候还有,可惜没去要回来或翻拍一张。据父亲说照相馆曾给他打电话,说有个叫胖得生的儿童消化药厂看中了这张照片,要印在产品包装上。来征求意见,当时肯定是没有什么童星网红和产权意识的,父亲自然同意,说也没考虑要不要钱的事儿。我当时就戏说,依父亲喜欢显摆的性格-这个性格也遗传给了我,恐怕让他倒找10块钱他也会同意的。可惜那个年代信息沟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没见过最后的成品。否则以父亲的性格肯定会为我保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