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所周知，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各种眼花缭乱的庞氏骗局在华夏大陆上就从未断绝过。

因此，当杨默一听那丰厚的不成样子的“分红”，几乎可以肯定，这又是一场庞氏骗局。

之所以用“几乎”这个词，而非绝对。

一来，是因为每个月10的“分红”比例虽然很夸张，但在华夏版10的旁氏骗局里，却是个近乎垫底的存在，放在这个年代也勉强可以想得通——但凡去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就知道非国营企业借点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二来，则是对方将夏留庄的那个集体企业说的有鼻子有眼，再加上指名道姓地是在学习“大邱庄模式”，他还真不敢打包票这就是一个单纯的旁氏骗局——要知道，这年头的野路子可不少，而人家学习的那个榜样，在这方面也的确这么干过。

因此，面对着孙健的步步紧逼，杨默觉得有必要弄清楚眼前的这摊子事到底是【抬会模式】框架下的旁氏骗局，还是【合会模式】框架下的野路子募资模式。

没错！

“抬会”和“合会”虽然只有一字只差，但性质却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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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合会】，

是一种起源于江浙地区，前前后后已经有了数百年历史的组织形式。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最初的合会理解为是当地民间的一众经济互助组织，大意就由一些乡亲或者相熟之人组织起来，每个会员定期拿出一笔钱凑到一起，会主可以一次性调动全部公款办事——这些钱或采购囤积一些生活紧俏物资，或拿去投资，或用于孩子结婚买房等等。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最原始的合会运作模式跟社会主义公社制度有着某种玄妙的内在相似性——同样是部分资产统一调配，同样是为集体谋福利，同样是按需分配。

可以说，即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合会带上了越来越重的商业色彩，但由于合会的会主是轮流当值，再加上有下设成员的监督制约，因此集中起来的资金大部分也都是去做一些实打实的项目，并且还会支付给会员一定利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算得上相当不错的一种互助模式。

事实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无论是“普通八四派”还是“知青八四派”，在整个八十年代，但凡是做出了突出成绩的民企或者乡镇企业，其运转模式，尤其是资金这一块的运转模式，就鲜少没有合会模式的影子的——甚至不少的地方级国企也做过类似的变形操作。

这或许与当时的宏观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毕竟在八十年代，资金永远是企业最稀缺也最难获取的资源，因此从民间想办法便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选择——只不过从千禧年以后，国家对于民间集资的忍耐心越来越差，甚至几乎将其与fi法集资画上了等号，在越来越大的打击力度下，以合会为基础框架的种种资金运转模式，逐渐消失在了大家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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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抬会”，

则是一种借着经济互助的名义，大肆敛财的庞氏骗局模式——其运作模式跟后世曾经满大街面向普通人群的“仙人掌项目”、“经济林项目”、“芦荟项目”几乎没有两样。

有意思的是……

提到“抬会模式”的出现，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李qi峰

正是因为这位温州木匠充分发挥了国人的聪慧材质，庞氏骗局这种舶来品才会在八十年代中期无师自通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

大约在1985年，这位由于收入不高，一直琢磨着如何才能快速致富的27岁木匠，终于琢磨出了外表披着合会的外壳，实则在玩击鼓传花的“合会模式”，并且开始自任会主，大肆发展会员。

不得不说，中国向来不缺“聪明人”。

虽然李木匠当时连募资的项目都没想好，但这不妨碍他洞悉人性的弱点——既然没那个本事去想一个经得住推敲和调查的投资项目，那就干脆别想了，装装神秘，然后裸地以厚利益相诱呗！

而他给出来的利息高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么说吧，在初期，有人拿了9000元找他入会，第二个月连本带利拿回了12000元——这种资金回报率估计巴菲特看了都得哭晕在厕所。

如此两三次后，人们对于致富的渴望被瞬间引爆，找他入会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哭着喊着也要把钱拿给他；

短短一年时间，李木匠非法募集的资金竟然高达4000万以上——要知道，那可是1985年，市面上流通货币的最大面额也才10元而已，四千万足够堆满整整两间房子！

如果以评价购买力来计算，这一屋子的钱，差不多等同于后世的五十多亿！

当然，李木匠的这场闹剧很快就收场了，仅仅一年之后，这颗巨大的雷就爆了，而由于巨大而恶劣的社会影响，这起事件立马登上了华夏日报，并在各大主流报纸上活跃了半年之久不说，更是直接推动了相关法律的出台。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但凡是家里有电视机的，或者会看报纸的，就几乎没人不知道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当然，由于一些考虑，春秋笔法下，绝大部分人仅仅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而已，至于这其中是怎么操作的，却基本上不甚了解。

因此，搞清楚孙健这伙人玩的到底是抬会模式还是合会模式就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