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事件就这么结束了，还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不？

这些天的事情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他首先想的是自己说的那些话会不会是蒋介石解除自己兵权的原因。自己的话很中性，可以说是目前的宣传的主流思想，军校里持这种观点的教官同学占绝大多数。蒋介石自己也是这样说

:庄继华否定了蒋介石是因为自己在禁闭室里的话和以后协助建立协调会的行动导致蒋介石突然解除自己兵权，那么就是后一种可能，蒋介石是真要提拔自己了，不过这个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检验。

他暂时放下蒋介石突然亲共的原因的分析，这更需要与蒋介石接触以及分析那些文件才能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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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进他脑子里地是昨天蒋介石召见后回到营里。胡宗南和宋希廉、郑洞国的争论。胡宗南认为校长对贺衷寒的处理过重，对李之龙的处理过轻；宋希廉与郑洞国的看法恰好与他相反，认为对贺衷寒的处理是恰当的，不该把李之龙调回学校。

双方争论逐渐由贺衷寒李之龙延伸到国共关系，庄继华在门外听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宋希廉和郑洞国的观点居然比较亲共。虽然他立刻出面制止了双方地继续争论，不过却也让他明白了这时的党国干将们并不反对共产党，但对于国共合作中蕴含的风险却缺少认识。在国共之间产生矛盾时，都以简单的彻底打倒对方为目的。

在军校里国共之间裂痕在扩大，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想到这里，庄继华翻身起来，拧亮台灯，抽出笔，写出他的第二篇文章——如何维护国共合作。

“….，总理去世了，但他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却保证了国民革命的成功。

东征的胜利首先是政治胜利，其次才是军事胜利。政治上犹豫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地三大政策。所以我们才能团结社会各阶层国民，东征军所到之处百姓赢粮景从，敌军部署调动，我军无不预先知道；更有甚者，樟木头之战、鱼洞岭之战农会工会主动参战，成为我军胜利的一大保障。

军事上。我军仿苏俄的建军方式设立党代表制度，加强军官士兵的思想工作，故而能棉湖面对十倍之敌军，虽伤亡过半，但官兵人人坚持力战，毫不退缩；试问今日之中国哪家军阀的军队能在如此大的伤亡下而不败逃，…。

有人认为，离开共产党或者离开国民党。国民革命照样能取胜，我以为这是一叶障目，狂妄自大。国共两党优劣互补，我们国民党自清末即开始革命活动。乡间无知匹夫均知总理地名号，很多共产党员下乡发动群众，说他们是共产党，百姓即不认同，说他们是国民党即欣然接受，由此可知国民党的影响力在短期内共产党是无法赶上的。

共产党呢，其组织严密，党员均能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我在海丰认识一位共产党员，他常年累月赤脚走在乡间田坎，睡在稻草堆中，同农民一起吃糠咽菜；农民由不认识他到认为他是朋友，进而接受他的思想；我以为这是他辛苦工作所得到的回报。

我很遗憾的是很多国民党员认识不到这点，认为他们仅仅是靠宣传鼓动，却对他们在背后付出的艰苦努力视而不见。没有他们的这种努力，东征绝不会如此顺利，国民革命绝不可能发展如此迅速。

国共理论有差异，这些我们应该承认；共产党并非完美我们也应该承认，有人却刻意夸大共产党地缺点，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不愿意放下面子去作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让贤，让别人去作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大小也是匹官，能从大元帅府拿到薪水的，所以他们就拼命说别人地缺点和错误，要知道不干事是不会犯错误的，做事越多错误越多，自古如此。那么我们是要作前者呢，还是作后者，我更愿意要后者。因为今日之中国需要变，需要做事的人。

我呼吁国民党员同志应该看到共产党员的长处，学习他们的优点，踏踏实实做事，深入乡间工厂，与工农交朋友，了解他们想什么，要什么，这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才能促进革命的发展。

东征胜利只是革命道路上的一小步，广东境内还有军阀，北方还有更多的军阀。与军阀的力量相比，革命的力量还很弱小；我们经不起分裂，我们必须要巩固国共合作。巩固国共合作就必须正确认识革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这些矛盾有党内（包括共产党的内部）矛盾和两党之间的矛盾，对革命危害最大的是两党之间的，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党之间的矛盾就能促进革命的发展。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国共之间存在矛盾，在如何对待工农上面，在如何对待地主和资本家上面，我们都存在矛盾。不过我要问的是这些矛盾是根本对立的吗？不是，只是解决的方法不同而已，既然不是根本对立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寻找到其中的共同点，先搁置分歧，把相同的部分处理了呢？对于分歧呢？我们刻意先搁置起来，留待以后再解决，这是完全可行的。所以我认为两党矛盾完全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式，分阶段解决。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提议不管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相忍为国、容人克己的态度相处，而不是一言不合即挥拳相向；要知道这一拳打出去，你痛快了，但国民革命的基础——国共合作的基石却被抽去一块砖，挖去一捧土；今日一块砖、明日一捧土，日积月累，国共合作就会轰然倒塌，三大政策就不复存在，国民革命还有成功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