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和随后的整理党务案给了中共以沉重的打击，二中全会通过的几乎所有决议都对中共不利，对这种情况，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共都无法满意；二中全会之后国民党内逐步形成的蒋介石一家独大也让国民党内的部分人感到不满，这些人中有孙科、顾孟余、徐谦。鲍罗廷对这些情况很清楚，因此他在其中巧妙调度，两派人士逐渐靠拢，这才促成联席会议的召开，而鲍罗廷的最终目地是要恢复中山舰之前的政治局面，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手控制中央。

邓演达在联席会议上宣读蒋介石的信之后，尽管张静江竭力劝说，蒋介石精心挑选的谭延恺也保持沉默，谭延恺虽然圆滑，但在这种高涨的形势下他也颇受感染，在这个问题他打算按照自己的主意办。

他认为认为军事行动没有结束就不应该谈迁都的问题，广东作为革命的策源地，目前并非十分巩固，可复的各省可暂时由各省党部管起来，这样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谭延恺一保持沉默，张静江孤掌难鸣，大会未经辩论就否决了蒋介石的迁都提议。随后徐谦作地《国民会议召集决议案》和谭延恺作的《国民政府发展决议案》则获得一致通过，在后一个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以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蒋介石接到电报时正在返回江西的路上，他有些迷惑也有些生气，摇头叹息的对蒋先云说：“北伐已经到有进无退的地步，吴佩孚苟延残喘，孙传芳连场大败，这个时候不与时俱进，还待何时！”

“或许代表们另有主张吧。”蒋先云委婉地说，在这个问题上蒋先云是赞成蒋介石地观点的，北伐发展到如今这个程度，不是什么巩固策源地地问题了，而是如何乘胜一举囊括全国，广州代表们的眼光短浅了点。只是蒋先云顾忌身份，他不能把话说得这样透彻。

“另有主张？哼，我看他们是另有主张。”蒋介石轻蔑的哼了声，不过他还是不打算就这样放弃。

“巫山，记录。”对蒋先云，蒋介石始终很客气，这要换个人在身前，就只剩下后面两个字了。

“北伐至今已数月，克复两湖，吴逆北窜；南昌大捷，孙氏胆寒；大军过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望革命之心愈切，中央北迁符合国民之望，其二，北迁对于巩固新复地区尤为重要，其三中正不驻武汉，而武汉之情势要求中央派员直接领导。以此三点，中正认为中央应尽快迁往武汉，否则武汉恐非中央所有。”

“这封电报发给鲍罗廷、谭延恺、张静江。”蒋介石说完之后又补充道。

鲍罗廷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反复思考，感到蒋介石的话有些道理，至少蒋介石有一点没有隐瞒，他不在武汉，他在江西，中央迁到武汉后，依然不在他的控制下。

随后他又想起铁尼达的信，铁尼达在信里对武汉的局势作了一番分析，认为国民革命军来到武汉，却没有一个中央政治机构。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权力和能力适当地处理政治事务。因此中央应尽快迁到武汉，否则唐生智将主宰武汉的一切，而唐生智这个人绝非革命者，比蒋介石更糟；蒋介石多少还有信念，可他却完全没有，谁给的价钱高就把自己卖给谁，只有中央迁到武汉后能压制唐生智，进而利用唐牵制蒋，促成汪蒋重新合作。

鲍罗廷决定改弦更张，赞同迁都武汉，不过联席会议刚否决迁都，这就马上改弦更张无疑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于是他决定耍个手腕暂时不理蒋介石的电报，待联席会议结束之后，再召开一个政治会议，在这个会上再决定迁都。

大会在鲍罗廷设计好的轨道上运行，最后一天应该通过欢迎汪精卫复职的议案，这也是蒋介石所说的另有目的。“汪精卫同志是我党优秀党员，是我党领袖；前期因病请假，现在他病好了，我建议本次大会发出通电，同意汪先生销假，欢迎他回来复职。”

顾孟余的话音刚落，张静江立刻表示反对：“汪先生的身体状况我们都不清楚，不过汪先生走后，政府和党中央都有所改变，复职是不妥当的。”

徐谦站起来说：“我认为没什么不妥，北伐是以战争为主，总司令要负责战事，没有这么多精力领导政治，这方面可以交给汪先生。”

辩论并不激烈，尽管张静江竭力反对，但大会的人员组成和已经形成的气氛就注定这个议案会被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