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门回报给陆承启之后，陆承启暗自点了点头。李诫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内。小黄门前脚都没走，李诫都开始安排工作了，并没有因为原工部尚书黄锡时的致仕而受到影响。

其实大顺朝的衙门，几乎都由不能考科举的小吏肩负着做事的重任，而那些个高高在上的官员，正经来说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干的。哪怕那些高官一个个都离开了，在小吏的操持下，衙门也能运转良好，丝毫不见有滞碍感。一般的衙门主官，实际上是担负着消息的传话筒，上面来消息了，下面的小吏便开始做事了。这些个小吏，要是有一个强硬后台，还能混个从九品的阶官做做，但真的要得到实职或升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陆承启重生的时日尚短，对于这些个官场潜、规则，知道得还不是很多。要是他知道这些小吏这般凄惨，每个月做的活比一个县官多得多，俸禄还不是由朝廷来出，而是由每个雇用他们的官员来出。

而大顺立朝之初，有感于前朝对于地方的控制太弱，而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朝廷制订的各项政策及法规通过诏书形式颁发至全国，地方州府上的各种信息也以奏章的形式上报朝廷。公文往来之频繁胜过以往任何时期，而公文的抄写、点检、批勘及收发、传递等工作主要由各个衙门的小吏完成，小吏成为沟通朝廷与地方州府的桥梁。

地方官府内的小吏除了处理文书、供官员驱使外，还要催征赋税、押送官物、管理仓库、维持治安等任务，分工也很细了。这些地方州府的小吏统称为“公人”，他们按工作不同可分为“仓吏”（看管仓库）、“纲吏”（押送官物）、甲头（催征赋税）、拦头（搜检漏税）、“狱吏”（看管监狱）、治安吏（维护乡村治安）等。可以说，算上小吏的话，大顺的官员是历朝历代最多的，这就难免出现了冗官的现象。

大顺的官员有任期限制，一般三年一任，短者数月即迁。迁移频繁，这使这些官员很难对任职地区或部门内的实际情况有深入了解。小吏则不然，他们大多是本乡本土之人，一般长期在某一个衙门办事。熟知衙门里面的各项规定和法律条文，了解本地的社会现状和风俗民情。因此，当官员愿意放下身段来听取小吏建议时，往往能够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或减少政策制定时的失误。但先皇元绶年间。有小吏向朝廷上书，说北面部署司的机密文件多由小吏掌管，容易致军机泄漏。朝廷当即下令，严禁官员将机密之事委与小吏。

大顺的法律，较之历朝历代都完备得多，各衙门都有专门的行政法规，法律条文也日益繁密，这令刚上任的官员难以适应，在处理政务时，越来越倚重衙门内长期任事、精通律令的老吏。就连翰林学士起草的诏书也要经孔目吏审读无误后再颁下。免得出了错，那可是会引起民愤的大事情。

但有些小吏也属于恶吏，贪腐起来比一些官员还厉害。小吏散布于朝廷至地方州府各级衙门中，职掌不同，赇赂的方式也不同：进奏院的小吏通过泄漏机密以邀利；三司小吏则利用审核帐籍之便以索贿，而管理官府财物的小吏吏则伺机侵吞、盗取。为害最大的当属朝廷三省的小吏，特别是管理人事、负责官员磨勘迁徙与黜罢的吏部小吏（铨吏），他们仗着自己对人事任免条法的熟悉，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官阙来胁迫官员，目的无非是索贿、或泄私愤。好在陆承启撤掉三省。设立内阁，才算压住了这股歪风邪气。

但换汤不换药啊，内阁的运转，一样需要小吏。不然单单凭着那十二个阁臣。一天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恶吏除了贪腐之外，欺压官员也是常事，真的是活久见了。小吏作为官府内具体办事人员，受制于官员，他们往往通过与官员的周旋来达到徇私目的：遇廉勤之官，暂且收敛自己的行为；遇庸官。则窃权揽政；遇贪官，则与之狼狈为奸。对于在地方上任的官员而言，他们每当端坐堂上，环顾四周都是本乡本土的小吏，很容易被架空。这么一来，真正话事的，就不是这个官员了。这也是为什么地方匪患屡禁不绝，这些小吏都与匪徒勾结在一起，谋获私利，没有一点根基的官员，又怎么敢去惹他们？

地方州府的小吏不仅与官员交结，与匪徒勾结，还与当地的富豪相勾联，共同欺压百姓。有的侵占民田，有的伪造税产簿，偷盗税款；更有甚者，将富豪的税赋转嫁到普通民户身上。这些行为既造成朝廷财税的大量流失，也加重了民户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