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得内侍进入禀报后，苏轼才得以准许面圣。

行了一个长揖礼，苏轼恭敬地说道：“臣苏轼，参见陛下！”

“免礼平身！”陆承启笑道，“给苏卿赐坐！”

此时的垂拱殿，已经设有椅子茶几，不需要再搬动椅子了。只需端上香茗，内侍就可退下。苏轼坐了半张椅子，才小心翼翼地问道：“不知陛下召臣来此，有何要事？”

也难怪苏轼会这么问，清明节的皇家祭祖，有礼部操心，轮不到他这个刑部尚书管啊？“难道是出征辽国一事？”苏轼是个极为聪明的人，立即想到了这一点。

“朕欲伐辽，欲让苏卿拟一篇讨辽檄文。”陆承启开门见山地说道，“辽国猖獗，毁榷场，断外交，杀我边民，掳我财物，甚为可恶。纵观古今，草原之狼，野心勃勃，无时无刻不在思忖南下。今我大顺国力强盛，若不能打压辽国，恐日后辽国势大，则悔之晚矣。”

苏轼不同于那些迂腐文人，知道陆承启的雄心壮志，他这是要为大顺，硬生生打下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来。对此，苏轼并没有什么抵触的。再说了，现在出兵讨伐，也不是文官说了算，而是皇帝和枢密院、军事参谋部说了算。在枢密院和军事参谋部里面，文官所占比例极小，甚至一度没有文官制衡。就算文官以罢朝抗议，陆承启也能我行我素，坚决出兵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不智。陆承启信心满满，苏轼也知道阻挡不住，还不如花费精力，写一篇感染力极强的讨辽檄文，以壮军威。

苏轼正在思忖，陆承启却已经把笔墨纸砚准备好了：“苏卿文采出众，朕一向是欣赏的。且不说诗词歌赋，早已传遍四海。就是那国歌，也是感染了无数百姓，于国大功。”

苏轼连忙谦虚地说道：“陛下谬赞，臣愧不敢当。”

陆承启笑而不语，亲自为苏轼磨墨。苏轼感动流涕，一时间文如泉涌。当即挥毫，写下一篇《讨辽檄文》：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契丹起北方，威慑草原，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辽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方今辽国之中，素有汉人：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辽国奸臣，假辽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野心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卑鄙之人也。及犯我边境，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实为巨害。

朕本仁慈，奈何辽国悍然出兵，毁我长城，杀我百姓，掳我财物，作恶多端，天理不容。

目视我中原之民，无不义愤填膺。朕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朕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如契丹、女真、室韦、萌古、奚人，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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