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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是一个具有卓越海军传统的国家，在1592年到1598年对日本的战争中，名将李舜臣研制的铁甲龟船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击退日本的入侵舰队之战中，李舜臣如纳尔逊一般战死在辉煌胜利的前夕。

到了1867年为止，高丽是满清的藩属，这期间由于对中国新政府周边国家外交政策的狐疑，以及同期俄国开始对高丽进行的武装渗透，导致高丽上层分化。保守派开始倾向倒向俄国，其代表闵妃说：“挡住中国人，让俄国人进来，因为俄国人来了最多呆几十年，中国人一来就会呆几百年……”

而高丽贵族中的有识之士由于目睹了中国的变革和日本维新的成功力图实施改革，首先在中国的协助下，高丽开始训练起新军来了。到了1874年，他们推出国王李熙效法日本实施维新，史称甲戌维新。但是维新仅仅维持了一百天，被称为开化党的革新派被以闵妃为首的保守派之镇压，李熙也被监禁“自省”，年轻首领金玉均逃往日本不久也被保守派派遣的刺客刺杀。

这次维新虽然失败，但是李朝的根基被动摇。到1876年，终于发生了由新军发动的革命，这场革命还受到了以崔益铉为代表的曾被大院君李昰应迫害过的儒学者以及一部分以原开化党的支持，革命军宣布成立高丽共和国，推举德高望重的崔益铉成为共和国统领。

由于革命时期俄国不断曾遣军舰驶入高丽领海进行过干涉，高丽共和国成立时就希望有自己的海上力量，其海军统领由原新军总顾问姜烨担任。姜烨幼年随父母在中国经商，与双亲失散后卷入太平之乱，又参加了中国的内战，曾在杨军中担任过炮兵师长，后被被委派，率领一批在中国内战中参加过杨军的朝鲜族军人回国帮助高丽建立新军，从这些情况看来，这极有可能为中国为了彻底控制高丽的谋略，自然，新共和国立即被中国承认。

杨政府还将其海军起家之本，“独立”号和“自由”号（原名“吉普赛人(gypsy)”和“玫瑰(rose)”号）赠与高丽，高丽海军还是使用其中国舰名，作为其训练最早一批水手的至宝。当然，这些原来设计用于扬子江的铁制明轮汽船不能适用于海上，1881年“独立”号便在风浪中沉没。“独立”号的沉没倒也颇有些象征意义，高丽共和国名义上虽说独立，但是谁都可以看出其经济命脉都掌握在中国之手，只要一览进入二十世纪之时高丽舰队的主力，也许可以看出若干端倪。

高丽海军的主力“李舜臣”和“高仙芝”号装甲巡洋舰中，“李舜臣”的前身为中国向德国伏尔铿购买的铁甲“大沽”号，这是一种陈旧的装甲巡洋舰，在1882年完工，排水量2900吨，航速15.5节，装备两门8.2英吋克虏伯炮，该舰的铁甲堡设计的位置过低，正常排水量时，铁甲堡的上部也只不过和水线略平甚至偏低，很难保护水线以上的舰体，满载时则更可想而知。此外由3段装甲拼接而成的铁甲堡，并没有像以后的战舰装甲列板那样采用互相噬合的制造工艺，一旦接缝处中弹，很可能会造成装甲带破裂进水的可怕后果，这一方面可看作第一次尝试设计装甲巡洋舰的德国之技术低劣，同样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盲目。此后，一旦中国人知道了本舰使用的窄而厚的铁甲堡实际存在诸多问题，便急于在1894年匆匆售出。“高仙芝”则是比较新的中国自建装甲巡洋舰“杭州”号。在对俄国的战争中“李舜臣”号还是触雷沉没。但是，战后高丽也分得了装甲巡洋舰“巴扬(Бarh)”号，高丽人将其改名为“张保皋”号。[注35.许景澄主编：《世界师船图表1910》，(大连1910)第四卷69页]战后中国又向高丽出售了“张骞”号战列舰，这艘前无畏舰作为“忠武公李舜臣”成为了高丽海军的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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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法国大主教百多禄(pierre-joseph-geespigneaudebehaine)帮助安南阮朝国王阮福映镇压西山阮氏三兄弟的暴动，并占领湄公河三角洲以及西贡。给了法国渗透安南带来了可乘之机，1857年7月，拿破仑三世决心征服安南，次年9月，法国海军攻陷岘港。亚罗号战争结束以后，法国得以于1861年倾全力进攻南圻，先后占领定祥、嘉定、边和三省，还吞并了高棉，并且向琅勃拉邦、万象、川圹、占巴塞扩展势力最终取暹罗而代之。1862年6月，根据《西贡条约》，阮朝割让南圻东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和昆仑岛给法国，法国将这些占领区域统称印度支那联邦。从1861年起，军人张定就开始在南圻鹅贡率军抗法，深得人心，1863年10月，中国的杨军组成南方集群，开始向两广渗透，这股势力也开始通过当地一个叫做“黑旗军”的武装力量对安南加以影响。1864年张定战死，其子张权与普锦波和尚领导的高棉抵抗力量联合起来，以西宁为根据地继续作战。同年5月底，中国袭击舰“郑和”号将大量武装和资金提供给张权与普锦波，使得这支力量得以维持。1866年，总督加尼埃尔（mariejosephfrançoisgarnier，中国史称安邺）指挥法军准备向顺化进发。阮朝邀请“黑旗军”司令刘永福及其杨军特派员徐渐飞率领的中国“志愿军”协助抗法，在顺化城郊大败法军，法军溃退。同年8月广州和谈以后，中国要求法国彻底退出安南，没有等到法国作出正面回答，便怂恿其“志愿军”率领安南王朝及其各个“解放阵线”发动了“中秋攻势”，这场攻势在北纬15度线的“加尼埃尔防线”一带全面展开，尤其是针对一些主要港口和交通要点，诸如波来古、公伯陇、昆嵩和幕德等地，法军受损惨重，攻占了幕德以后，两年以前参加过湖口战役并担任炮营副营长的吴家俊还指挥了法国留下的炮台并广布水雷区，击退了来袭的法国舰队，安邺本人也在援救昆嵩的行动中遇伏身亡。至此法国不得不同意了撤出印度支那的要求，法国军队在1868年全部撤离。法军撤出以后，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老兵被派往虾夷协同防务，随后他又前往琉球，最后到了台湾担任副省长主持开发任务；剩下的黑旗军被整编为安南近卫军，徐渐飞担任了中国驻安南大使、阮朝王室首席顾问，安南近卫军特派员。在他的直接干预下，1874年，安南实现了君主立宪。[注36.兰宁，g.：《重铸新的帝国(feanewempire)》(新加坡，1902)]

这期间，安南的海军发展基本上也在中国的全面管理下实施的，首先“胜利”号（原“蟋蟀(cricket)”号）铁制明轮船于1873年赠与了安南王室，成为了“麒麟”号。后来中国又将两艘从美国购得的浅水炮舰出售给安南，成为“圻和”和“怒涛”号。安南获得的第一艘近代舰艇是中国1883年向阿姆斯特朗订购的“丹阳”级防护巡洋舰“岳阳”号，该舰排水量2300吨，航速18.5节，主要武装是8.2英吋克虏伯炮双联单装各1座，6英吋速射炮两门，18吋鱼雷发射管4具。安南以他们最杰出的救国英雄“陈兴道”来命名她。远东战争之时，安南没有直接加入中国阵营，但是给予了中国军队补给军需的便利。战后，安南买下了中国俘获的原俄国海防战列舰“海军上将辛亚文”号，舰名变成了“嗣德王阮福莳”。[注37.许景澄主编：《世界师船图表1910》，(大连1910)第六卷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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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暹罗王国和菲律宾。暹罗王国在拉玛五世(ramav)治下繁荣一时。他具有远见卓识，大力进行改革和建设，从而成功地引导暹罗走向近代化。在对外关系上，他不得不对东西方列强做出一些让步，他以出让老挝和高棉西部的宗主权，换得了暹罗的和平和独立；而菲律宾在中西战争以后，在中国的保护下获得了独立，埃米里奥；阿吉纳尔多(emilioaguinaldo)总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尽力地维护了菲律宾的独立和发展。中国对于南中国海周边诸国采取的统治是分而治之而以仲裁国自居，比如，中国成立了高棉和寮国以在暹罗和安南之间制造缓冲等等。对于这些国家的军力也是确保均衡，并利用这些国家的小海军作为打击南中国海海盗的力量，（虽然这些海盗基本上是当年“郑和”号发动起来的，用中国的格言说来，他们也成了打完了兔子的猎犬。）

对于这些国家地区的海军，中国也力图使之保持均衡，因此，这些国家的主力基本上是防护巡洋舰和炮舰以及若干巡逻快船，其中防护巡洋舰都是从中国舰队退役了的“丹阳”级，暹罗有的是“阿瑜陀耶(ayutthaya)”号（原“衡阳”）；菲律宾是“吕宋”号（原“汾阳”）。炮舰的主力是中国早期向阿姆斯特朗订购的伦道尔式炮艇，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蚊子船，双方以及安南都各拥有两艘。

到了远东战争以后，中国将受损的战列舰“秉誉”号出售给了暹罗，（因为“避讳”先改名为“杰绪”号），作为出售给安南俄国海防战列舰的均衡，暹罗将这艘战舰以其著名的国王命名为“纳莱颂恩(naresuan)”号，出于同样目的，菲律宾也得到了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俘获的俄国战列舰“列特维赞”号，并改名为“黎萨尔(rizal)”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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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芳共和国在婆罗洲立足稳定以后，已经和东印度群岛的其他土邦结成了以兰芳为盟主的小邦联，这个邦联可以说是中国在南洋的代理人，因此保持了一支稍强的海军力量。中国早在中西战争结束就转让给他们一艘“大沽”级装甲巡洋舰“马尾”号，以及“丹阳”级防护巡洋舰的“洛阳”、“咸阳”号，她们分别被改名为“来远”、“致远”和“靖远”号。

远东战争时，兰芳也加入了中国的战线，起着警戒南线的作用，朋古兰大战时兰芳舰队也作为中国舰队的一翼担任警戒，但是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战后，兰芳获得了前无畏舰“成功”号以及1885年型巡洋舰“安庆”号，由于南明永历帝对郑成功的封号，兰芳将前者为“延平”号，后者的新舰名也成了“海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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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中国海区域，中国在各国都拥有一些军事基地，比如安南的金兰湾，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以及兰芳邦联的朋古兰岛（杰绪岛）、林加湾以及比亚克岛。虽然中国对于这些地区，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殖民统治，但是中国的力量却无时不在，而这些基地可以说正是一种投放这个力量的据点。

中国从1880年代开始，便和这些新兴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安全保障条约，规定了中国“有义务”承担这些国家的安全保障，有些国家还规定了中国有权该国内及其周围驻扎陆海空军，根据该国政府的请求华军可以镇压该国发生的暴动和骚乱。到了1896年，在琉球首府首里城，中国、高丽、安南、兰芳、菲律宾、暹罗六国首脑签订了《东方友好合作互助公约》，其宗旨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缔约国中任何一国受到“威胁”时，应“共同进行协商”；任何缔约国同其他国家、地区或者国家集团发生战争时，成员国必须给予帮助，包括使用武力。此后，该公约的缔约国不断扩大，虾夷、日本、寮国、高棉、缅甸也先后加入。该条约的缔结，象征着中国主导远东地区的“新秩序”已经形成。[注38.海因莱茵，r：《纠缠的同盟：半世纪来中国之对外政策(entanglingallianbsp;esefnpolibsp;initshalf-tury)》，(普林斯顿，1900)，137-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