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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任命卢象升为五省军务总理时,满心指望能通过东西夹剿的策略,迅速平定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为了尽快达成这一目标,朝廷立下了六个月内“完局”的严苛限令。
在当时的明朝统治者看来,凭借朝廷的兵力和卢象升的军事才能,剿灭这些“草寇”应是轻而易举之事。
卢象升,这位备受朝廷倚重的将领,在接到任命后,深感责任重大。
他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但仍毅然决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他迅速着手组建军事班子,与麾下将领们日夜商讨作战计划,试图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围剿策略。
在他心中,平定农民起义不仅是为了朝廷的安稳,更是为了天下百姓能重归太平。
然而,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到崇祯九年春,六个月的限期即将过完,现实却给了明廷沉重的一击。
农民起义虽然在与官军的对抗中遭到了一些挫折,但从整体形势来看,双方依旧互有胜负。
官军在漫长的征途中疲于奔命,他们穿梭于各个战场,常常是刚刚结束一场战斗,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地点。
士兵们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对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感到迷茫和厌倦。
而农民起义军却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方兴未艾。
他们凭借着对土地的熟悉和百姓的支持,灵活地与官军周旋。
在一些地区,起义军成功地突破了官军的围剿,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另一些地方,虽然遭受了损失,但他们很快便能重新集结力量,继续战斗。
看到这样的局面,朱由检这位明朝的皇帝,不禁焦急万分。
他坐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看着各地传来的军情奏报,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
他原本以为,这场农民起义不过是一场小小的叛乱,很快便能被平定。
然而,现实却让他大失所望。他意识到,若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明朝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于是,朱由检先后发布了加紧剿杀和招抚“胁从”的诏令,企图双管齐下,一举扑灭农民起义的火焰。
在他看来,剿杀可以消灭起义军的有生力量,而招抚则能分化他们的阵营,从内部瓦解起义军。这看似完美的策略,却在实际执行中遭遇了重重困难。
三月,朱由检满脸怒容,对着兵部官员大声“谕兵部:勒总理卢象升及河南、陕西、郧阳各巡抚克期剿寇军令状”。
他的声音在宫殿中回荡,充满了威严和压迫感。
他对任事诸臣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暗示如果不能按期平“寇”,将难逃朝廷大法的严惩。
在他的心中,这些大臣们肩负着挽救明朝统治的重任,若不能完成任务,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卢象升接到军令状后,心中倍感压力。他深知,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考验,更是关乎明朝命运的关键时刻。
他看着手中的军令状,眼神坚定,暗暗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然而,他也清楚,仅凭现有的兵力和资源,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彻底剿灭起义军,谈何容易。
五月,朱由检端坐在龙椅之上,神色凝重,故作悲悯地颁布了那道“大赦山陕胁从群盗”的诏书。他的声音在朝堂之上悠悠传开,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皇权威严:
朕承天命君临天下,心怀苍生,眷顾万民。每念及我大明百姓,皆为朕之赤子,本应安居乐业,共享太平。
怎奈官场贪腐成风,官吏狡黠弄权,又逢连年灾荒,致使百姓饥寒交迫,无奈之下,误入歧途。
起初不过一二懵懂之人,却因种种逼迫,使得胁从者日益增多。多年来,无数无辜百姓惨遭杀戮,朕痛心疾首,辗转难眠,时刻为此忧虑不安。
今朕特颁此赦书,派遣官员快马奔赴各地,传令各巡抚、巡按,务必将此赦令昭告天下,依循当地风俗,晓谕民众。
但凡有悔悟罪行、诚心投诚、弃暗投明者,皆视为朕救回之难民。
相关官员需逐一详细查明其籍贯,若为本地人士,便编入保甲,加以妥善管理;
若来自外省,便分别派人护送其归乡。他们原本的田产家业,应尽数归还,朝廷还当从多方面给予抚恤关怀,让他们能重享安宁的市井生活,彻底消除反叛之心。
但朕亦有言在先,若仍有冥顽不灵、坚持作恶、屡教不改者,他们既然自绝于生路,又怎能容于天地之间?
各总督、巡抚务必激励将士,齐心协力,对其进行围剿,务必斩草除根,绝不能让这些余孽再次滋生。
朕衷心期望,诸位能够明辨是非,把握时机。
顺应朝廷安抚之举,远离叛逆之路,方为明智之选。朕之诏书将传至四方,望天下臣民皆能知晓。
这一诏书虽然言辞恳切,说得冠冕堂皇,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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