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李斯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千古一相李斯：功过交织的传奇人生

一、时代风云：李斯所处的战国与秦朝

1．战国末年的纷争格局

战国末年，华夏大地呈现出一幅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纷争画卷。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政治上，各国君主为了增强自身实力，纷纷推行变法改革。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军功授爵打破了贵族世袭制，吸引了大量人才，国家治理效率大幅提升。赵国则进行了“胡服骑射”改革，军事制度得以优化，军队战斗力显着增强。而齐国、楚国等老牌强国，虽然政治体制相对成熟，但内部贵族势力盘根错节，改革阻力较大，政治发展逐渐陷入瓶颈。

经济领域，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秦国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力兴修水利，如都江堰、郑国渠等，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为其军事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齐国地处海滨，渔业、盐业和商业发达，城市繁荣，经济实力雄厚。魏国则以冶铁业闻名，先进的武器装备使其军队在战场上具有一定优势。然而，长期的战争也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军事方面，战国末年战争频繁，规模不断扩大。各国纷纷扩充军队，培养精锐之师。秦国的虎狼之师以勇猛善战着称，在白起、王翦等名将的率领下，多次取得重大胜利。赵国的骑兵部队机动性强，在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国之间合纵连横，相互攻伐。合纵是指东方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连横则是秦国通过与个别国家结盟，分化瓦解合纵联盟。这种复杂的军事外交策略使得战国局势变幻莫测。

在文化思潮上，战国末年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儒家倡导“仁政”“礼义”，主张以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道家追求“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反对战争，主张平等互助；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强调严刑峻法和中央集权。这些思想流派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为各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战国末年的纷争格局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各国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调整自身策略，试图在这场乱世中脱颖而出，而这也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2．秦朝崛起的历史进程

秦朝的崛起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从一个地处西陲的弱小诸侯国，逐步发展成为统一六国的强大帝国，期间经历了诸多重要的改革和战役，也涌现出了许多关键人物。

秦国的早期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地处西陲，与戎狄等少数民族相邻，时常受到侵扰，生存环境恶劣。然而，秦国历代君主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发展壮大。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获得了岐山以西的土地，从此秦国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真正使秦国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孝公即位时，秦国在战国列强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广纳贤才，商鞅应召而来。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奖励耕织，重农抑商，鼓励开垦荒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军事上，奖励军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军队战斗力大幅提升，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继续扩张。张仪的连横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仪凭借着出色的口才和谋略，游说各国，破坏了东方六国的合纵联盟，为秦国的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秦国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夺取了魏国的河西之地，扩大了领土范围。

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白起作为秦国的名将，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其中，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战役。秦国与赵国在长平对峙三年，最终白起采用迂回战术，大败赵军，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万。长平之战使赵国元气大伤，东方六国再也无力单独对抗秦国。

秦始皇嬴政即位后，继承了先辈们的基业，继续推进统一大业。他重用李斯、王翦等人才，制定了合理的统一战略。李斯提出了“先灭韩，以恐他国”的策略，秦国按照这一策略，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秦朝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商鞅变法为其奠定了制度基础，张仪的连横策略和白起等名将的军事行动为其扩张领土，秦始皇嬴政和李斯等君臣的共同努力最终实现了统一。这些改革、战役和关键人物的作用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秦朝从弱小走向强大。

3．社会变革与思想碰撞

· 社会制度变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增强实力纷纷变法，社会制度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秦国商鞅变法是典型代表，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郡县制，打破了贵族世袭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地方行政由中央直接管理，提高了行政效率，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制度基础。秦朝建立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后世。

· 经济模式转变：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技术进步，铁农具和牛耕广泛使用，水利工程大量修建，如秦国的都江堰和郑国渠，提高了粮食产量。商业也日益繁荣，城市兴起，各国之间贸易频繁。秦朝统一后，统一度量衡和货币，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发展。统一度量衡使商品交易更加规范，统一货币则消除了货币流通的障碍，有利于国家经济的统一和稳定。

· 思想流派碰撞：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法家、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流派相互碰撞。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强调严刑峻法和中央集权，适应了当时各国富国强兵的需要，秦国商鞅变法就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儒家倡导“仁政”“礼义”，主张以德治国，孟子曾游说各国君主，但在战乱频繁的时代，其思想未被广泛采纳。道家追求“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对社会变革持相对消极态度。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反对战争，主张平等互助，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愿望。

· 思想融合与影响：不同思想流派在碰撞中也相互融合。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中包含了法家的成分，主张礼法并用。他的学生李斯和韩非则成为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思想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家思想为秦国的统一和秦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秦朝的法律制度和中央集权体制就是法家思想的实践。儒家思想在汉朝以后逐渐成为正统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产生了长期影响。

二、求学之路：师从荀子与思想启蒙

1．荀子的思想体系

荀子作为战国时期着名的思想家，其思想体系丰富而深邃，涵盖了哲学、政治、教育等多个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哲学思想方面，荀子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性本恶，人生来就具有好利、嫉妒、喜声色等本能欲望，如果放纵这些欲望，就会导致争斗和混乱。与孟子的“性善论”形成鲜明对比，荀子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性的改造作用。他指出，通过“化性起伪”，即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和自我修养，可以抑制人性中的恶，培养出善良的品德和行为。这种观点为他的政治和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

荀子的政治思想以“礼”为核心。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准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礼”不仅是一种礼仪规范，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和道德准则。荀子主张通过制定严格的礼仪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他认为，只有通过“礼”的约束，才能使人们各安其位，避免纷争和混乱，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同时，荀子也强调“法”的重要性，主张礼法并用。他认为“法”是“礼”的补充，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礼”的实施。

在教育思想上，荀子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教育可以使人不断进步，改变人的命运。他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出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荀子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和进步的过程。他提出了“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着名论断，鼓励人们坚持不懈地学习。在教学方法上，荀子主张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才能进行教育。他还强调教师的重要性，认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和引导者，应该具备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知识。

荀子的思想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哲学思想为政治和教育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是哲学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应用，教育思想则是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他的思想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又吸收了法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战国末年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荀子的思想为各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李斯的求学动机与经历

李斯出生于战国时期楚国上蔡的一个普通家庭，早年担任郡中小吏，过着平淡的生活。然而，一次偶然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在厕所和粮仓分别看到了不同状态的老鼠，厕所里的老鼠吃着脏东西，见到人和动物就惊慌逃窜；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着囤积的粮食，居住环境优越，也不用担心外界的干扰。这一鲜明的对比让李斯深受触动，他意识到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和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从此便立志改变现状，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

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李斯也渴望干出一番事业。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学习治理天下的学问。于是，他辞去小吏的职务，前往齐国兰陵，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荀子的思想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精华，强调通过后天的教育和礼仪规范来改造人性，这与李斯渴望改变命运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求学过程中，李斯勤奋刻苦，深入钻研荀子的学说。他不仅学习了治国理政的理论知识，还培养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卓越的分析能力。他与同学韩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经常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交流思想。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深邃，见解独到，对李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他们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理念上也存在一些分歧。韩非更注重理论的构建和完善，而李斯则更倾向于将理论应用于实际政治中。

经过多年的学习，李斯学业有成。此时，他对各国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秦国具有强大的实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实现自己抱负的理想之地。于是，他毅然决定离开荀子，前往秦国，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

3．法家思想的熏陶与影响

荀子思想中接近法家的部分对李斯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他将法家思想融入自己的政治理念，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荀子虽为儒家代表，但他的“性恶论”与法家思想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外在的规范和约束来引导人们向善。这种观点为李斯接受法家的法治思想奠定了基础。在荀子看来，礼仪和法律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而李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更加重视法律的强制作用。他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李斯在师从荀子的过程中，深刻领会了荀子思想中接近法家的部分，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他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李斯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制度，对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例如，在秦国的军事管理中，他制定了明确的军功爵制，以战功来评定将士的功绩和赏赐，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积极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李斯还将法家的中央集权思想融入到秦国的政治体制中。他主张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将全国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这种制度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了地方势力的割据和纷争，为秦国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李斯力排众议，坚持推行郡县制，得到了秦始皇的支持。从此，郡县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

此外，李斯还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他认为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应该通过教育和宣传，让人们了解法律、遵守法律。他建议秦始皇焚烧《诗》《书》等儒家经典，禁止私学，以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这一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的统一，但也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反抗。

荀子思想中接近法家的部分对李斯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成为法家思想的坚定实践者。他将法家思想融入自己的政治理念，通过制定法律制度、推行郡县制等措施，为秦国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的一些极端做法也引发了争议，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三、入秦为官：辅佐嬴政与统一大业

1．初入秦国的机遇与选择

李斯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抱负，离开荀子后，踏上了前往秦国的征程。初到秦国，他面临着陌生的环境和未知的挑战，但凭借着自身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便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遇。

当时，秦国的相国吕不韦权倾朝野，广纳贤才，门下食客三千。吕不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文化人，他组织门客编写了《吕氏春秋》，希望以此来影响秦国的政治和文化走向。李斯听闻吕不韦的声名和他招揽人才的举措后，决定投身其门下，成为一名门客。

在吕不韦的门下，李斯凭借着扎实的学识和出色的口才，很快便崭露头角。他积极参与门客们的讨论和交流，对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吕不韦逐渐注意到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开始对他加以关注和培养。李斯也抓住这个机会，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为吕不韦出谋划策，处理各种事务。他的勤奋和智慧得到了吕不韦的赏识和信任，不久后便被提拔为郎官，有了接近秦王嬴政的机会。

李斯选择秦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国末年，各国纷争不断，秦国在经历了商鞅变法等一系列改革后，国力日益强盛，成为最有实力统一六国的国家。秦国的政治制度相对先进，中央集权程度较高，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李斯认为，在秦国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施展自己的才华。

此外，秦国的文化氛围也相对开放，对人才的包容性较强。秦国历代君主都重视招揽各国人才，商鞅、张仪、范雎等都是外来的贤才，他们在秦国都得到了重用，为秦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斯相信，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秦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李斯初入秦国，通过得到吕不韦的赏识，获得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他选择秦国，是基于对秦国实力、政治制度和文化氛围的考量，这一选择为他日后在秦国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2．向秦王献策与战略规划

李斯成为郎官后，获得了接近秦王嬴政的机会。他敏锐地察觉到秦王嬴政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于是抓住时机，向秦王献上了统一六国的策略。

李斯提出“先灭韩，以恐他国”的战略。韩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相对较弱，且地理位置处于秦国东进的要冲。先灭韩可以为秦国打开东进的大门，消除秦国侧翼的威胁，同时也能向其他诸侯国展示秦国的强大实力，起到威慑作用。从可行性来看，韩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难以与秦国抗衡，秦国具备足够的实力在短期内将其征服。而且，韩国与秦国接壤，便于秦国军队的调动和进攻。一旦韩国被灭，其他诸侯国必然会感到恐慌，内部矛盾和分歧可能会加剧，这为秦国进一步分化瓦解六国联盟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了“先灭韩”，李斯还建议秦王嬴政派遣谋士携带金玉财宝前往各国，离间六国君臣关系。对于那些可以用钱财收买的大臣，就用重金贿赂，让他们为秦国效力，在本国朝廷上为秦国说话，破坏本国的战略决策；对于那些不肯接受贿赂的大臣，则派刺客将其暗杀。这种策略有效地削弱了六国的内部团结，使各国之间相互猜疑，难以形成有效的抗秦联盟。在实际操作中，秦国的谋士们凭借着出色的口才和谋略，成功地在六国朝廷中制造了许多矛盾和纷争，为秦国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李斯还强调要抓住“万世之一时”的良机，果断地发动统一战争。战国末年，各国经过长期的战争，国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而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已经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条件。如果错过这个时机，等到各国恢复元气，重新联合起来对抗秦国，那么统一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

李斯的这些策略对秦国的统一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灭韩”的战略使秦国顺利地迈出了统一的第一步，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离间六国君臣的计策有效地瓦解了六国的联盟，减少了秦国统一过程中的阻力。而抓住时机发动战争的建议，使秦国能够果断地采取行动，避免了错失良机。在李斯的战略规划下，秦国按照既定的步骤，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3．离间六国与统一进程

李斯深知，要实现秦国统一六国的大业，仅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还需从内部瓦解六国联盟。于是，他精心策划并实施了离间六国君臣的计策。

李斯派遣大量谋士携带金银珠宝前往各国。在齐国，谋士们用重金贿赂了齐国的一些大臣。这些大臣收受贿赂后，在齐王面前极力主张与秦国保持友好关系，反对与其他五国合纵抗秦。他们不断向齐王进谗言，说合纵联盟不可靠，会给齐国带来战争灾难。齐王本就对合纵联盟心存疑虑，在这些大臣的蛊惑下，逐渐疏远了其他五国，使齐国在秦国统一过程中保持中立，为秦国逐个击破其他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赵国，秦国谋士得知赵王对廉颇等老将心存猜忌。他们买通赵王身边的近臣，让其在赵王面前诋毁廉颇。说廉颇年事已高，作战保守，有投降秦国的嫌疑。赵王听信了谗言，用赵括替换了廉颇。赵括只会纸上谈兵，在长平之战中，导致赵军大败，四十万降卒被秦军坑杀，赵国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

在楚国，秦国谋士利用楚国贵族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与楚王的关系。他们散布谣言，说某些贵族有谋反之心，使得楚王对这些贵族产生怀疑，内部矛盾激化。楚国朝堂陷入混乱，无法形成有效的抗秦策略。

在燕国，秦国谋士煽动燕国太子丹对秦国的仇恨，促使太子丹派荆轲刺秦。这一事件不仅让燕国与秦国的关系彻底破裂，也为秦国攻打燕国提供了借口。

在魏国，秦国谋士贿赂魏国大臣，让他们劝说魏王放弃抵抗，向秦国求和。魏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逐渐丧失了抵抗的决心。

在离间六国君臣的同时，秦国也在积极进行军事行动。除了前面提到的长平之战，还有灭楚之战。楚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是秦国统一道路上的一个强劲对手。秦王嬴政起初派李信率领二十万大军攻楚，结果战败。后来，嬴政启用老将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再次攻楚。王翦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与楚军对峙一年多，最终抓住时机，一举击败楚军，灭亡了楚国。

公元前230年，秦国首先灭掉韩国；公元前228年，灭赵国；公元前225年，灭魏国；公元前223年，灭楚国；公元前222年，灭燕国；公元前221年，灭齐国。至此，秦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李斯的离间之计和秦国的军事行动相互配合，为统一进程的顺利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谏逐客书：力挽狂澜与人才留存

1．逐客令的背景与缘由

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中，韩国“疲秦”之计的败露成为了秦国下达逐客令的直接导火索，而这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内部原因。

战国末年，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等一系列改革，国力日益强盛，成为最有实力统一六国的国家。韩国作为秦国的邻国，实力相对较弱，时刻面临着被秦国吞并的威胁。为了延缓秦国的东进步伐，韩国想出了一个“疲秦”之计。他们派水工郑国到秦国，劝说秦国修建水渠，企图通过大量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秦国无暇东顾。

起初，秦国并没有识破韩国的计谋，而是采纳了郑国的建议，开始修建水渠。然而，随着工程的推进，韩国的“疲秦”之计逐渐败露。秦国的宗室大臣们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和愤怒。他们认为，各国来秦国的客卿大多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郑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于是，他们纷纷向秦王嬴政进谏，要求驱逐一切外来客卿。

从政治背景来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人才流动频繁。秦国一直以来都重视招揽各国人才，商鞅、张仪、范雎等都是外来的贤才，他们在秦国都得到了重用，为秦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秦国的强大，一些宗室大臣担心外来客卿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他们认为，客卿们在秦国担任重要官职，掌握着大量的权力和资源，可能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对秦国的宗室贵族构成威胁。因此，他们希望通过驱逐客卿，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从内部原因来看，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一方面，秦国需要不断地扩充军队，进行战争，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另一方面，秦国还需要加强内部治理，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的宗室大臣们认为，驱逐客卿可以减少秦国的内部矛盾和纷争，集中力量进行统一战争。

韩国“疲秦”之计的败露只是一个契机，秦国下达逐客令的根本原因是秦国宗室大臣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秦国在统一进程中面临的政治和内部压力。这一命令的下达，对秦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2．《谏逐客书》的内容与逻辑

在秦国下达逐客令后，李斯为了说服秦王嬴政收回成命，写下了着名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内容丰富，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文章开篇点明主旨，“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直接表明自己反对逐客的观点，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接着，李斯回顾历史，列举了秦国四位君主因重用客卿而使国家强大的事例。秦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这五位客卿帮助秦穆公“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计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秦昭王得到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通过这些历史事实，李斯得出结论：“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有力地反驳了“客卿有害”的观点。

在论证过程中，李斯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他指出，如果这四位君主“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那么秦国就不会有“富利之实”和“强大之名”。这种对比突出了客卿对秦国发展的重要性。

然后，李斯从现实角度出发，列举了秦王所喜爱的珍宝、音乐、美女等，这些东西大多不是秦国本土所产，但秦王却爱不释手。他质问道：“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通过这种类比，说明秦王在用人方面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逐客是重物轻人，不利于秦国统一天下。

最后，李斯强调了逐客的危害。他认为，逐客会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这将导致秦国“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最终使秦国陷入危险的境地。

《谏逐客书》的论证逻辑十分严密。先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说明客卿对秦国的贡献；再从现实角度进行类比，指出秦王逐客的不合理；最后阐述逐客的危害，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在说服技巧上，李斯善于运用举例、对比、类比等手法，使文章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同时，他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秦王嬴政认识到逐客的错误，最终取消了逐客令。

3．秦王的决策与影响

秦王嬴政在收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直致力于统一六国的大业，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然而，韩国“疲秦”之计的败露，让他对各国客卿产生了疑虑，在宗室大臣的进谏下，才下达了逐客令。

李斯的《谏逐客书》言辞恳切，逻辑严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客卿对秦国的重要贡献以及逐客的危害。嬴政反复阅读这篇文章，被李斯的观点所打动。他意识到，逐客令的下达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可能会使秦国失去大量的人才，从而影响统一大业的进程。

经过深思熟虑，嬴政果断地做出了决策，取消了逐客令。他不仅恢复了李斯的官职，还对他更加重用，将其提拔为廷尉。这一决策体现了嬴政作为君主的英明和果断，他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

取消逐客令对秦国的统一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它为秦国保留了大量的人才。各国客卿在秦国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为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李斯在后来的统一进程中，为嬴政出谋划策，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和政策，为秦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次，取消逐客令向天下展示了秦国广纳贤才的胸怀和决心。这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来到秦国，为秦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各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投奔秦国，使得秦国成为了当时人才汇聚的中心。

最后，取消逐客令有利于秦国稳定内部局势，增强国家的凝聚力。逐客令的下达曾引起了客卿们的恐慌和不满，取消逐客令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使他们能够安心为秦国效力。同时，这也缓和了秦国宗室大臣与客卿之间的矛盾，使秦国的统治更加稳固。

秦王嬴政取消逐客令的决策是明智之举，它为秦国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众多人才的共同努力下，秦国最终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五、治国理政：制度建设与文化统一

1．政治制度：郡县制的推行

在秦朝建立初期，政治制度的选择成为了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这一决策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斯主张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历史经验来看，周朝实行分封制，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虽然在初期巩固了统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势力逐渐壮大，周天子的权威受到挑战，最终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和天下大乱。李斯认识到分封制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割据，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郡县制则可以将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避免出现诸侯割据的局面。

从现实需求来看，秦朝刚刚统一六国，需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统治。分封制下，诸侯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容易形成独立王国，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而郡县制下，郡县长官由中央直接任命，对中央负责，能够有效地贯彻中央的政策和法令，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推行郡县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加强了中央集权。在郡县制下，中央政府能够直接管理地方事务，地方官员的任免、考核等都由中央决定，这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其次，郡县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它消除了地方割据的隐患，促进了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郡县制还提高了行政效率。地方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避免了分封制下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和相互推诿，使得行政决策能够更加迅速地得到执行。

郡县制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方面，郡县制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它为后世历代王朝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借鉴，使得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统一和稳定。在经济方面，郡县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它打破了地方割据的局面，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的繁荣。在文化方面，郡县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各地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李斯主张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这一决策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郡县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2．文化统一：书同文与焚书坑儒

秦朝统一六国后，面临着文化差异巨大的难题，不同地区使用的文字各不相同，这严重阻碍了国家政令的传达和文化的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斯提出了“书同文”的重要举措。

李斯深知文字统一对于国家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性。他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对六国文字进行整理和规范，创造了小篆体。为了推广小篆，李斯亲自撰写了《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同时，政府还在各地设立学校，派遣官员教授小篆，要求各级官府的文书、公告等都必须使用统一的文字。在实施过程中，虽然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六国旧民对新文字的不适应和抵触情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篆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和使用。“书同文”的举措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顺畅地沟通和交流，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它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得经典文献能够更准确地保存和流传下来。

然而，在文化统一的过程中，也发生了“焚书坑儒”这一备受争议的事件。其背景是秦朝建立后，一些儒生和方士对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们主张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反对郡县制，认为秦朝的统治不符合儒家的“仁政”思想。这些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对秦朝的统治秩序造成了威胁。

公元前213年，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博士淳于越再次提出恢复分封制的主张。李斯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认为这些儒生以古非今，扰乱民心，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会影响国家的稳定。于是，他向秦始皇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除了秦国的史书、医药、占卜、种树等书籍外，其他各国的史书和民间收藏的《诗》《书》等儒家经典一律烧毁。这一举措旨在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但也造成了大量文化典籍的焚毁，给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坑儒”事件则发生在焚书后的第二年。一些方士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但始终没有结果。他们害怕受到惩罚，便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暴政，并纷纷逃亡。秦始皇得知后非常愤怒，下令追查这些方士的下落。在追查过程中，一些儒生也被牵连进来。最终，秦始皇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和方士活埋于咸阳。

“焚书坑儒”事件在历史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从积极方面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秦朝的思想统一和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六国刚刚统一，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通过这种强硬的手段可以迅速消除分歧，巩固统治。然而，这一事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大量文化典籍的焚毁使得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学术成果失传，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坑儒”事件也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加剧了社会矛盾，对秦朝的统治产生了不利影响。

“书同文”和“焚书坑儒”是秦朝文化统一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举措。“书同文”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对中国历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焚书坑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文化灾难和社会问题。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这两个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3．经济举措：统一度量衡与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