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西夏陵寝中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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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力士志文支座的出土，为研究西夏社会提供了多维度的实物证据。同一遗址出土的琉璃鸱吻、迦陵频伽脊饰等建筑构件，与支座共同构建起西夏陵的物质文化体系——鸱吻的兽头鱼尾造型融合了中原龙文化与佛教摩羯鱼形象，迦陵频伽的人面鸟身则源自印度佛教艺术，而力士支座的突厥石人元素，又彰显着草原文化的底色。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在西夏陵的建筑布局中同样显着：月城、陵城的轴线对称源自中原，陵塔的佛塔形制体现佛教影响，而陪葬墓中出土的鎏金铜牛，则反映了党项族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型。

支座的铭文内容更是耐人寻味。西夏文“小虫旷负”可译为“微小的虫类背负着重担”，这种自谦的表述与汉文“砌垒匠高世昌”形成互文，暗示着工匠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在西夏社会，工匠地位低下，文献中鲜有记载，但高世昌的名字却通过石刻流传千年，这或许与西夏晚期重视手工业有关——《天盛律令》中明确规定，工匠若技艺精湛可获得官爵，高世昌很可能因参与帝陵建造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更重要的是，支座的用途争议揭示了西夏文化的复杂性。一种观点认为，支座顶部的方形榫眼用于固定石碑，应属碑座；另一种观点则根据八号陵出土的支座顶面无榫眼，推测其为立木石础。这种争议恰恰反映了西夏在吸收中原文化时的创造性转化——他们既借鉴了中原的碑刻传统，又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

四、跨越时空的文化基因：支座的价值重估

在宁夏博物馆的展厅里，石雕力士志文支座与鎏金铜牛、石刻胡旋舞墓门形成奇妙的对话。铜牛体现了西夏青铜铸造的巅峰技艺，胡旋舞墓门见证了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而力士支座则以其独特的造型与铭文，成为西夏文化多元性的最佳注脚。它的历史价值，首先在于打破了学界对西夏石刻艺术的刻板认知——当人们以为西夏雕刻只有粗犷豪放时，这座支座以细腻的线条、复杂的构图，证明了西夏工匠对多元艺术语言的驾驭能力。

从艺术史角度看，支座的雕刻美学极具突破性。力士的身体比例接近真人，但通过夸张的肌肉与动态，将写实与写意完美结合，这种“以形写神”的手法，在同时期的宋陵石刻中极为罕见。更妙的是，力士的跪坐姿势与石碑形成稳定的力学结构，其重心分布经过精密计算，即便在千年后的今天，仍能承受数吨重的石碑。这种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让支座成为研究古代力学与雕刻技术的活教材。

在文化交流层面，支座的存在印证了西夏“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它的突厥石人元素、佛教力士造型、中原碑座功能，共同构成了一个跨文化的符号体系。正如西夏陵建筑中既有中原的飞檐斗拱，又有佛教的密檐塔，这种“混合式”的文化表达，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

如今，石雕力士志文支座依然静静地立在宁夏博物馆的展柜中。当观众的目光掠过他凸起的肌肉、微张的獠牙，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凿石声，看见工匠高世昌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身影。他的存在，让西夏这个消失的王朝重新获得了鲜活的面容——那是一个善于吸收、勇于创新的民族，在贺兰山与黄河之间，用石头与青铜书写的文明史诗。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座支座不仅是一件文物，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