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几位书友对此有疑惑，就稍微讲一下。
须得一提的是古华夏文明从尧舜时代的禅让，也就是现代常说的民主推举，发展到世袭封建帝王制度，并不是一步到位，突然某一天就彻底转变，而是循序渐进的。
禅让制度，也就是民主推举制度的盛行，是在尧、舜、禹时的部落联盟领袖时期出现，并逐渐成为定制。
直到夏朝，华夏文明才成立了第一个世袭制朝代。
问题的关键，也恰恰就在这里。
夏朝成为世袭制朝代，并不是说夏朝一成立，就彻底推翻了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度，而是试探性的做出了第一步改变，即既然是禅让，那君王临死时，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子嗣，究竟可不可行？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夏朝的统治者便对储君的培养愈发看重——毕竟这个儿子，是要通过‘禅让’继承社稷的，就算无法成为舜、禹那样不容置疑的‘天下最贤者’，也起码得说得过去。
而夏之后，商、周，乃至于成立帝国之后的嬴秦，都是在此基础上一点点推进，逐渐形成‘表面上禅让，实则是世袭’的帝位传承制度。
也正是在这个‘任人以贤’的传承制度作为内在逻辑之下，秦始皇驾崩之后，天下才会出现‘二世胡亥残暴，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的舆论。
——为什么？
因为按照禅让制度‘任人以贤’的标准，传闻中的扶苏比二世胡亥贤明。
就算赵高、李斯没有矫诏，始皇嬴政真的传位给了胡亥，但从胡亥继位之后的表现来看，依旧无法满足禅让制度‘任人以贤’的标准。
只不过，尧舜禅让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到了秦时，虽然‘禅让’依旧是理论上的帝王传承规则，但实际上，世袭制度早已逐渐成为可意会、不可明说的潜规则；
再加上秦并非是新兴王朝，而是从姬周诸侯国转变成为王朝的统一政权，就更使得‘禅让’的帝位传承规则愈发摇摇欲坠——因为禅让只适用于‘天子’或者‘人皇’，却并不适用于诸侯、封君，乃至豪强富户、寻常百姓的家族传承。
所以，为了堵上‘胡亥得立，乃始皇遗诏亲定’的漏洞，便有了当世普遍以为的‘赵高、李斯矫诏，杀公子扶苏’。
这样一来，胡亥脾性暴虐，就不可能是通过‘任人以贤’的禅让制度得位；又赵高、李斯矫诏，胡亥也就不可能是通过‘任人唯亲’的世袭制度得位。
结合以上两条，便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出‘胡亥得位不正’的结论，为秦末义军反抗嬴秦统治，甚至推翻嬴秦社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理依据。
至于赵高、李斯究竟有没有矫诏，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自己从未承认，也从未有人拿出过证据。
‘赵高李斯矫诏杀扶苏，扶立二世胡亥’的说法，严格意义上，只是当世人以‘任人以贤’的禅让制度推演而出扶苏公子贤明仁义，胡亥残忍暴虐，始皇嬴政肯定不会立胡亥，更不会留遗诏毒杀公子扶苏，所以这肯定是赵高、李斯矫诏。
但实际上，如果以‘始皇真的想要让胡亥继承社稷’为前提，去倒推动机的话，始皇嬴政遗诏赐死扶苏，在逻辑上是完全说的通的。
首先，始皇身前未立皇后；而没有皇后，就意味着没有嫡子。
按照周礼中所规定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世袭制度传承规则，没有嫡子的始皇嬴政，更应该把皇位留给年纪最大的儿子。
根据当代可以查阅的史料，这个‘当立之长子’，便是公子扶苏。
而二世胡亥非但比扶苏更为年少，甚至是始皇诸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排行第十八。
这样一来，始皇为了替儿子扫除障碍，临死带走理论上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公子扶苏，是完全符合常理的。
从这个逻辑出发，甚至连胡亥登基之后大肆残害手足，也完全说得通——作为嬴政最小的儿子，胡亥要想坐稳江山，确实是不得不将自己的哥哥们全都杀死。
或许这么说有点奇怪，但举个类似的例子，大家或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
——景帝第十子刘彻，在景帝刘启死后，同样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让比自己年长的哥哥们‘寿终正寝’；其中最典型的河间献王刘德，更是被武帝刘彻一句‘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自图之’给活活吓死。
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都曾因为年幼，忌惮‘非嫡非长，得位不正’的风论而残害手足兄弟，同样作为先皇幼子的胡亥，似乎也没有不这么做的道理。
回到正题始皇嬴政驾崩之后，天下因‘禅让制度’这层尚未被完全撕烂的遮羞布，而引发出了‘当立者乃公子扶苏’‘赵高李斯矫诏扶立胡亥’的舆论，那么到了汉朝，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从史料记载，我们就不难发信啊秦之后，刘汉兴起于百废待兴的废墟之中；
其一应律法规章、礼法制度，便被当代历史研究者概述为汉承秦制、周礼。
说得再简单点除了嘴上骂秦‘残虐无道’之外，刘汉的法律条令、规章制度，基本都是沿用前朝，也就是嬴秦。
甚至就连《汉律》，都是汉相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增补，便原封不动的成为了汉室的核心司法依据。
光从‘汉承秦制’，以及‘秦二世而亡，随后汉立’这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到了汉室，起码在汉初，皇位的传承制度，应该依旧是表面上披着一层禅让的遮羞布，实际上却是禅让给储君太子。
但相较于秦，汉时的皇位传承规则，朝着‘世袭’的方向更近了一步。
这一点，我们从史料记载中，高祖刘邦意图废长立幼之时，公卿百官多以‘立嫡立长’的世袭准则为劝谏，便可以看出。
而从百官同时不忘提一句‘太子仁善，可即宗庙’来看，以‘任人唯贤’为准则的禅让制度，依旧在汉初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这种情况，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夏帝王开始丢开‘我是因为贤明才继承皇位’的遮羞布，转而直接承认‘我就是因为我爸才继承皇位’的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禅让’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是以汉武帝刘彻晚年，因天下民生凋零，生民哀鸿遍野，甚至出现农民起义的征兆时，颁发罪己诏作为标志。